林正修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台灣要直面崛起的中國

選舉的勝負有許多偶然的因素,包含當下選區以外與國際的變數。改制直轄市之後的台北,從1994年至今,共歷經六次市長選舉。每次參選陣營的不同,20年來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有巨大的改變,但如果把這六次投票以不同深淺的藍綠支持度來判讀分析,卻會發現空間單元之間相對的政治屬性還是出奇的穩定,綠山藍水是基本盤勢,每次選舉只是重新設定海拔線的漲落。

選舉是多數決,但落在台北這樣長期藍綠對抗的政治地景中,誰能勝出基本上是由中間的30%選民來決定。也就是說,越心靈越自由,投票越搖擺的選民比光譜的兩邊堅定的支持者擁有更多的決定權,傾向已定的族群只能用缺席表達對己方陣營候選人的抗議。選舉是複雜的因素交互作用,選民最後會如何決定,改用一句柯文哲辯論的台詞來說:「當(投票)門簾拉上時,我做什麼只有上帝知道。」

 

柯文哲競選主軸是「選擇」,他多次說這個選擇要讓大家走出歷史的糾結,這場選舉就是要推倒一堵心中的高牆。他說「這堵牆隔在他和父親之間,讓各自摸索歷史」,他還說「這堵牆…折磨著我們的親情、愛情與友情」。柯的撰稿人把牆的意象說得很真切感人,但牆的定義卻一再游移滑動,且與事實出入不小。

如果說這堵牆是藍綠不同的歷史認識,事實上墨綠的柯文哲與柯爸爸的歷史觀及台灣意識十分貼近,父子倆都在牆的同一邊。如果柯文哲所說的牆,是折磨著台灣的藍綠對抗。那這堵牆並不會因為柯的勝選而消彌。因為壓力的根源不在台灣,而在對岸與國際架構。台灣藍綠的民意對立,某個意義來說,是台灣在中美之間保持現狀的必要構造,正如同危邦以色列的高額軍事開支一樣難以避免。

但柯文哲的確推倒了一堵牆。

他結合了網路的力量,重新定義這場選戰。他用一個更包容的共同體(即使是想像的)來拆解對手的族群激化。他在國民黨現代性論述的主場城市-台北,以懸殊的差距擊敗藍營的單一對手。因為台北選戰的激化,導致綠營在全台大勝,不只六都得五,連地方議員的得票都首次超過藍軍。評者說這是國民黨自1949以來最大的挫敗。台北2014年選舉,讓台灣政治跨過了一個歷史性門檻,推動了政治板塊不可逆的挪移。即便往後台北市長還會在藍綠間反覆,但這場選戰本身就是一個里程碑。

 

作為台灣的首要城市,台北在各種國際首都的評比中居於中前段,有些項目甚至還名列前茅,其實這些評比失真的可能性很大。台北的面積只占台灣的1/132,大小如上海的寶山區一般,台北的260萬人口只有韓國首爾的1/4,約與北京市朝陽區相當。真實的北台都會圈至少有750萬人,但藍綠兩黨歷來各懷心思,抗拒首都圈整併,其結果就是戰後台北的人口組成與台灣有著極大的落差。台北的外省籍人口比例是台灣3倍,除了國家雇員多,企業主與大台商也多。收入高的另一面是人命值錢,台北人平均餘命比東部的台東縣多8年多。所以台北以外的台灣都稱此城為「天龍國」,意指台北人總是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從不了解台灣底層的民瘼。

而台北市長是個奇怪的政治職位,市長的法定職權與政治能量完全不相對稱,台北市幾乎沒有多少市有土地可用,雖然台北市的財政規模約占中央預算的1/10,卻還背負了將近四兆的未徵收用地的隱形債務。自1997年廢台灣省之後,台北就成為台灣的政治高地,歷任民選總統皆從此出。用對岸的話語來理解,台北市長做著比區長大一些的業務,卻有著政治局常委的話語權。而台北特殊人口結構與兩岸連帶,選市長對綠營來說是困難的仰攻,對藍營而言則是輕鬆地坐守。兩軍相持的地帶間,有座無形的高牆,以強勢國語、文化資本及社經優勢壓制著綠營。即使從蔣經國開始推動了三十多年的本土化,台北這堵牆仍然綠營參選人的天花板。

1994年市長選舉藍營分裂,陳水扁以四成的得票勝出,開啟了都市政治的時代。他要求公務員為民眾奉茶廣受好評,這個創新的源頭在於民進黨地方的服務處,果然後來他當總統真果把總統府當成服務處來經營。在第一任市長時,由於台北敵意的媒體與議會,陳水扁謹慎自持,操守問題並不凸顯,民意支持度高居不下。然而陳水扁在台北努力地營造的都市性(urbanism)來討好市民,卻沒有在政治路線與文化品味上說服台北人。

當年第二高票的趙少康轉行做媒體,他的政論節目是收視收聽率的常勝軍。相較之下,綠營經營的廣播媒體則遜色許多,不少中南部的地下電台一邊批評國民黨,一邊賣著傷腎的偽藥戕害的年長支持者。話語權仍在落選者的族群手中,台北市民雖然驚艷於民選市長帶來的清新,卻仍然陳水扁的「土性」有所保留。

1998年,馬英九挑戰現任的陳水扁。在最後選情危急時,陳水扁脫口說出不要讓台北變成外省人的「中國城」,他辛苦營造的現代性扮相被政治本能打回原形,結果激化族群矛盾的他毫無意外地敗選。陳水扁和他的幕僚對此耿耿於懷,把敗選歸諸於台北的省籍結構。其實陳水扁雖然擁有城市的治理權,卻沒有文化的領導權。他把台北歷史的複雜性簡化為族群政治,他的現代性想像大概就是歐美的城市美化運動的水平,所以很難說服台北自視甚高的文化社群。而他的對手馬英九卻在李登輝的加持之下,以「新台灣人」的土洋結合來自我包裝。馬英九繞到綠營的本盤,提出老區活化,翻轉軸線的歷史論述。這場選戰陳水扁不是只敗於省籍,而是打不穿藍營的現代性高牆。

馬英九治理台北的八年(1998~2006)並未給台北帶來結構性的改變,但馬強調的文化、環保、網路、同志人權等議題,卻與全球都市的現代性潮流基本合拍。台北這群扭曲的「選民」,對他們城市的治理者有著奇怪的要求。他們希望自己的市長要英語流利,國語標準,能做事也會表演。而馬英九留洋的背景,相對清廉的作風與對新型媒體的熟悉,貌似生來就是這座城市的治理者,而他也的確是藍營現代性的標竿人物。

其後2006及2010年,民進黨派出前後任的閣揆與黨首,皆敗於平庸的藍營候選人郝龍斌。民進黨的候選人不是沒有開創性的解,例如提出松山機場搬遷的跨域構想。但就結果來說,台北人還是嫌他們「太土了」,而這種偏見是與兩岸關係互相連結。本土的訴求已經足以讓民進黨在中南部長期執政,但面對有超過百萬的經濟選民常住對岸,綠營在台北仍然一籌莫展,台北阻隔綠營的高牆仍然不動如山。

 

選舉工業

大約在80年代末期,台灣的選舉逐漸演化出一個產業鏈。基本上是以美國為師,但隨著不同專業投入,累積了台灣的經驗,也生產出許多本地的知識與技法。

1994年之後的直轄市長選舉,電視辯論讓候選人的扮相口條變得十分重要,選前催票的動人電視廣告更是決勝的關鍵。只是選民一般不會察覺,這些廣告背後是天價的托播費用,國民黨的黨產結合公關廣告術,讓馬金(馬英九+金溥聰)在電子媒體的時代中無往不利。而綠營的戰術也在平行進化,民進黨人在總結1997年地方選舉的大勝,用了一個傳神的比喻。一位資深的黨工說「勝選無他,就是科學(精準的民調)+民主(開放公平的黨內初選)。彷彿是五四精神對民進黨的附體。

選舉技巧是政黨現代性的戰術性表現。在上個世紀末網路尚未席捲一切傳媒之前,綠軍雖然在地方執政上有明顯的成績,但藍營仍佔有傳統的組織優勢及現代性論述的話語權。其後在世紀之交,陳水扁在藍營分裂的情況下當選總統,國民黨結束長達半世紀的執政。陳水扁任期內兩岸關係的僵持,使得藍營對扁的批判又加上了鎖國的向度,籃營的現代性論述中,首次明確地把中國因素從以往的軍事威脅置換成對世界開敦的同義詞。

2008年馬英九參選總統,在台北這個敏感於兩關係的首善之都,拿了超過100萬(63.03%)的選票。這個空前的紀錄表達了台北人對馬英九毫無保留的厚望,但馬執政的成績卻讓支持者浩歎再三。2008年金融風暴東西力量的對比重新洗牌,東亞傳統接單-代工的積累模式也難以為繼。也正是這一年,社群媒體FB, twitter等被引入台灣,網路社群去中心化的特質將逆轉藍綠的媒體優勢。

馬英九上任的第二年八月(09年),台灣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網民一邊監督政府救災,一邊發起自救。新型社交媒體每10分鐘就更新一次的救災網媒,完勝半日才回報一次的官僚體系。最後民怨沸起,內閣陣亡,馬犧牲了他最聰明實幹的盟友卻仍然無法理解自己在網路科技上的落後。

以葛蘭西的經典分析,政治領導權的現代性有三個要素,分別是道德的高位、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力與調動政治力量的敏感度。雖然馬個人不貪墨在國民黨中已屬難能可貴,但馬的歷次大選難道不是受到國民黨產的挹注,而黨產難道不是影響政黨公平競爭的不義之財嗎?馬式清廉是一種原子化的自我表述,只要居上位者不貪,就可以對結構性的邪惡視而不見。這種個人的道德優勢,在馬的親信重臣接連爆發貪汙後應聲破產。

2012年馬英九雖然得到北京與華盛頓的雙重背書,但與民進黨蔡英文的差距不過80萬。此時馬英九和他的密友們還是對自己現代性的領先信心滿滿。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化的全球趨勢沒有深刻體悟,大幅降低富人稅,逆向放縱惡性資本回流。如兩岸簽署和平協議這般頭等大事,馬英九既無深謀遠慮,又缺貫徹到底的心志,在選戰途中,讓一向只懂民調的密友突然插手。結果當然是兩岸破局,內外交攻。馬表面上贏得選戰,卻自絶於歷史的機會之窗。於是馬金決心在第二任向美國交心輸誠,加入華盛頓重返亞洲的戰略佈署,如此草率反覆只讓兩邊的大國更為看輕。

在許多去殖未竟的社會中,選民對領導人「洋性」偏好的心態,其實有一定的經驗基礎。因為民眾相信多一些國外的經驗,或許能少一些傳統政治的習弊。但在科舉觀念仍然掛帥的東亞(日韓台)政治中,英文流利與扮相好往往會被選民過度高估,從而低估其人在知識與經歷上的缺漏。

馬及藍營的許多留洋政治菁英,從全球的政治光譜來看,無疑是謹小慎微的保守派。因為冷戰與反共的思想傳承,上世紀全球6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基本與他們絕緣,他們少有對根本價值的嚴肅探求與追問,所以很難產生對信念的堅持。美式民主的內核有著十字軍的文化根源,即使藍營高層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卻甚少看到他們有著新教徒心靈的內在緊張與自我拷問。藍營知識份子心中的現代想像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自我妥協的傾向,或可稱之為一種「半現代性」的特質。

從南京到台北,國民黨人既不夠洋也不夠土,他們自已在土洋之間的中介角色,感到安逸與自滿。但實際上,他們既不真心信仰抽象的價值,也無能從具體情境出發,解決本土現實的問題。歐美常說民族主義是惡棍的遮羞布,但對從南京逃到台灣的國民黨人及追隨者來說,民族情懷是他們忘卻內戰失利的止痛劑,他們追念遙想「君父的城邦」,卻隠隱擔心自己「總是站在失敗的一方」(註1)。藍營之中最優秀的心靈,曾在一本兩岸廣為流傳的書中直陳,說她自己以「失敗者的後代為榮」(註2)。這種修辭對中國現況不滿的心靈極具感染力,卻無力以事實解釋歷史。就如同後代士人對著靖康之後的文物衣冠嘆息憑弔,卻不肯直視北宋體制的根本缺陷。

正如A. Giddens所言,其實全球都還在激烈現代性的探索進程中。現代化可以是許多具體的行動方案,其中還有不少夾纏歐美中心主義的弊害。但對於非歐美的知識份子來說,現代性則是一種深層內在的焦慮,這種擔心落後的焦慮使得政治行動者會在全球的潮流時,努力找到本土的解方。所以任何知識系統的創新都有原來文化的根源,外來的理念必須著土才能生根結果。歷史的進展具有整體性的特徵,現代性的探索無法短期躍進或長期片面發展,而是如同文藝復興之後的資本主義一般,一有全有。台灣藍營的掌權者,時而忌憚自己的省籍少數,時而擔心周邊大國對自己的加持不再,他們真正缺少的不是口音的轉換,而是缺乏好奇心與內在的緊張性。自滿易妥協的「半現代性」是藍營注定衰敗的根源。

 

1985白衫軍

2013年7月,一個即將退伍的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受凌虐休克致死,事發之後軍方遮掩真相百般推託,引起極大民憤。39個近半不認識的網民以1985為名發起大型抗議。他們以白衫為記,悼念在國家暴力下犧牲的年輕生命。我在一片白衫如海的集會現場,看到參與者年輕平和,比起十年前倒扁的紅衫軍至少年輕十歲(所以兩個群體約差20歲),且大多以國語交談。當你敢有聽到咱唱歌?」的主題曲響起,現場群眾為之淚下。這首歌是由一位醫生在工作之餘改編悲慘世界的主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台語演唱,英語及中文並用,而運動爆發的前一年,好萊塢把經典舞台劇復刻成電影在全球上映。

當天的集會原本是要為仲丘送行,但此曲在我聽來,卻覺得像是國民黨現代性霸權的輓歌。

長久以來,台語的抗議歌曲雖然感情飽滿,卻仍然被框限在政治光譜的本土一端。對台灣大多數年輕人來說,英語最高尚,咬字清晰的國語次之,台語客語及其他母語雖然動聽,卻很難表達公共的訴求,更少有世界性連結。這樣的語言階層秩序正是長期少數統治將支配性的利益自然化的結果,但選舉動員與文化啟蒙翻轉了這個順序。在這個運動中,歌詞直陳不願做奴隸的心聲切中國家在暗處施暴的要害,歌曲把台語和英文並列,直接連結1789大革命的普世心聲。就在一剎那,長久以來標準國語與現代性的鍊結崩然斷裂。一旦藍營語言的假性優位被拆除,剩下就是老年人的憂怒與馬式的乾枯言辭。

後來在太陽花的論壇裡談起白衫軍運動,我問起民眾,有沒有人知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有條「不能打人罵人」的要求?現場只有一位陸生害羞地舉起手。一般台灣人的確沒有機會了解這些紅軍早期的守則,但國民黨若曾認真反省過他們為何丟失大陸,就不該忘記國民黨軍的階級等差與虐兵習性,是讓許多農民子弟倒戈相向重要原因。

70多年過去了,台灣軍隊的基層幹部中,早就已經是本省籍居多,但國民黨軍隊中軍官地主的習氣依然存在。藍營的檯面人物大多都服過兵役,卻都不會覺得問題嚴重,因為在學歷與黨國庇蔭下,他們甚少機會直視中的黑暗面。70多年後,國軍欺凌的痼疾未除,但台灣已經不是庶民可欺的社會。

2013年的白衫軍是一種新型的社會運動,去中心的網路動員與反權威運動表達,把不思長進的民進黨晾在一邊,以公民直接對決國家。來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更進一步地阻擊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台灣本是一個依賴進出口的經濟體,不可能一味反對開放與貿易。但太陽花的訴求在於反對黑箱立法與國共密謀,台灣社會對遊走兩岸的掮客與豪族更是深惡痛絕。太陽花運動已經證明了這些善用網路的年輕人,在數量、速度與心智能力都超過了當權者。但要這些「成人們」承認自己已經處於被包圍的狀態下何其之難!

從14年4月開始,馬金政權就像坐待清軍入關的明廷,滿朝文武盡稱軍情緊急,但黨機器仍舊照著老路數提名與應戰。籃綠糜爛若此,一切只等一個素人主角登場,呼應網民大軍推倒高牆。而民進黨的高明之處,在於隱身於幕後,避免藍綠對決,讓柯P成為全台焦點。而在首都之外,民進黨則是用選戰的正規軍,橫掃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WHY柯P?

柯文哲是一個說普通話有台語腔,三句不離葉克膜(ECMO)外科醫生,一個九個月前還沒有想要選舉的政治素人,一個自稱智商157卻口不擇言的台灣「土豪」(劉仲敬形容柯的用語)。相較於傳統民進黨人的前現代氣質,柯的出場與演出只能用後現代的況味來形容。

此君思考跳躍,但對特定事物會顯出強烈的興趣。他說自己與對手之間的差別不在藍綠,而在智力,媒體問他若當選市長是否考慮以後選總統,他回曰:「鳳凰不吃死老鼠」,讓暗中為他助選的蔡英文咬牙忍恨。

他時常出言無狀,說不當婦科醫生是不想在女人的兩腿之間討生活。被婦運團體批判後隨即道歉檢討,說自己「貢高我慢」(金剛經語)。他以功成身退的華盛頓自許,高度稱讚胡錦濤的裸退,要求幹部「兩個務必」,在選前不能輕心大意。據說他開會快結束就會低聲嗡嗡叫,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做工」。

以往這種人應該出現在脫口秀或是心靈導師開示的現場,但今天卻成了改寫台灣政治的關鍵角色。海島台灣本來就有各類怪咖(怪人),但藍綠偏狹的政治品味卻將他們排除在外。直到國民黨的昏聵令人絕望,民進黨的自溺令人不耐,而網路又徹底更新了社會形構,綠營留讓的首都的選舉就此舖墊了他的從政之路。

以往藍營在台北得勝多源於現代性的高牆,柯文哲的選戰則是典型的後現代解構風格。他找來反扁紅衫軍的外省籍教授姚立明當總幹事,競選幹部近半從從馬路上海選而來。他放手讓年輕人用開源(open source)的理念進行選戰,選到兩周前停止募款,選後三天上網公布經費明細,連買大蒜80元都清楚標示。這種作法簡直如手術刀對選舉經費的黑箱直接進行器官摘除。.

選戰後期,對手的父祖輩氣極敗壞地用台獨標籤他,希望藍綠選民歸隊,他輕鬆回應:「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底線,請批判我的人到習近平面前喊中華民國」。他唯一的競選廣告「這一票,你聽孩子的話」發布後,在網上的留言板彷彿是「藍軍家庭二代,三代的告解室」。對手的背景與訴求,讓公務員、外省子弟與絕大多數的年輕人棄藍投白(柯營自稱白色力量)。於是柯文哲伸手一觸,台北藍營這堵已然頹圮的高牆就應聲倒地,像極了舊約<約書亞記>的場景。

北京在這次選舉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從容克制,一個反證就是選前兩天梁振英竟然下令港警在金鐘清場.透過台灣選票,習李體制得以清洗台辦,台商與島內代理人三方的複雜利益關係。北京已然意識到,以特殊利益扶持特定的家族,只會讓國民黨在台灣再次覆滅。中國作為大國的正辦是疏通美國,讓即將執政的綠營清醒的面對國際大勢,在兩岸的現實與台灣民意之間找到平衡。

以往台北因為孤立而特殊,但柯此次的大勝卻拉著整個台灣過河上岸,台灣是否能因此走向開放政府的坦途,還有許多艱難的考驗。柯文哲選後說要讓台北八年超過新加坡,大致可以看出他對現代性的體會與扁馬還在同一個檔次。但台北的市民與台灣的鄉民(網民)不會輕易縱放柯P,台北市政必須放在全球開源政府的排行榜上被逐一檢視,台北若能過關斬將,台灣的體制就會有一次全盤翻修的機會。

 

也許是因為他們太能講了!

回顧這20年的藍綠拉鋸,勝敗之餘仍須回答一個問題:為何在現代性論述上一路領先的藍營卻在網路時代如此滯後?

難道藍軍只看電視不用網路?實情是台灣資訊科技業的老闆與管理階層大多挺藍,藍營支持者中也不乏資訊好手。從戰術面來理解,藍營對傳統紙媒與電視的運用,比綠軍來的熟練甚多。在傳統的入口網站,藍軍也不乏高人氣的部落格(博客)。但載具與平台會改變內容的形式與速度。手機上網與社群媒體當道之後,長篇的論述與宣講固然還有市場,但如匕首班的圖文與短評更能在對戰時克敵制勝。而且大尺度的戰術創新需要實地的操演,馬金體制的幾次關鍵的失能正好提供這些機會,全球的網民天生就是政府的對立面,親綠的婉君「網軍」也就在馬上台的六年內中淬鍊了戰力。

然而勝負的關鍵不在戰術,而在於雙方的戰略定位,即組織的開放性與核心價值。綠營草地造反起家,一向善用年輕人的活力,其頭面人物雖然也未必人人懂得什麼是開源政府,但經驗法則與直覺告訴他們,尊重年輕人就會在選票上有回報。而國民黨總是忽略這些新力量,白衫軍運動之後,藍營還是把太陽花世代看成只會用網路來霸凌候選人的小鬼。就像當年蔣介石把撐過長征的中共還看成流寇,傲慢的一方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

連勝文有個批評寓意深刻,他說馬英九治下的國民黨是「大明王朝」,可惜他只著眼總統監聽國會議長的方式類似東廠錦衣衛。我們應當假設他看過黃仁宇先生的名著「萬曆十五年」,這位同情蔣介石的史家形容1587的明朝無大事發生,雖然邊患內憂不止,但重臣名將猶在,形勢看似還有可為。但事實上,這個體系已經積重難返,32年後明軍就大敗於薩爾滸(1619)。同樣也是這種朝廷體制的慣性,讓領導抗戰勝利的蔣介石在1949年敗於共產黨。而蔣介石精神上的旁系馬英九曾帶領國民黨在2008拿回政權,但六年後就潰不成軍。

歷史對藍綠十分寬厚,新的力量登場前總是向當權者給足了訊號與時間,只是當事人大多視而不見。藍營長期掌握話語權並非在網路時代一夕崩解,年輕人也曾經十分樂意站在馬英九身邊。但自滿與慣性依賴是探求現代性的大敵,傳統的優勢在技術變革的時刻往往是進步的負擔,如果要一句話形容藍營在網路時代為何失語?也許是以往喇叭都握在手裡,他們因為太能講而不知道觀眾已經不耐離去。

 

如果沒有中國啦啦隊?

如果沒有中國因素,台灣的政治會如何演化?這是一個脫離現實卻有啟發性的問題,更大的框架是想像未曾發生冷戰的東亞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如果中國因素不存在,國民黨可能早就下台謝幕或轉型成一個本土親商的政黨。而民進黨也毫無懸念地將成為一個右翼勢力,台灣政治光譜的另外半邊,該是由左翼政黨與其他政治勢力所分享。選舉只是民主的小學初級課程,但因為藍綠之間的死纏爛打,讓早該畢業的台灣卻一直留級補考,讓全球環境、性別與弱勢賦權、科技海盜黨等新興政治力量上不了主流政治的競技場。

但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對岸這個碩大的量體所帶來的壓力與張力,台灣的民主很可能會要死不活,有氣無力。從正面來說,中國是台灣自我認知的鏡像,主體的內容越來越清楚,但來往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本世紀前半葉,國家與共同體的定義都會在台灣海峽之間被改寫。世界上能處於如此特殊情境的社會何其之少,看不懂的大多自怨自哀,想得透的人都該寶貝珍惜。

在台灣的藍綠競賽中,中國像是個過於熱切的啦啦隊,有時雖影響了比賽的公平性,但問題不大。更大的賽局會在這個巨型的啦啦隊自己準備下場時發生。選舉是繁瑣累人的事,且所提政見不保證解決問題。但定期選舉有點像中醫的自體排毒,模樣狼狽且病灶一一發作,但這種砭針灸藥可以防止有機體猝死。平民在選舉中盡情詛咒貴族,就不必找機會把他們「吊在路燈上」。

蔣經國過世到李登輝的十年間,台灣曾有一段均富與本土化同行並進的上升時期,而彼時的國民黨在大小選舉中有輸有贏。如果沒有這段時間的緩衝,台灣的民主可能還有更多的折騰。由於省籍與美國的監督,台灣政體轉型的經驗之於中國的可比性不高。但開放首要城市的選舉,可以在政治上讓未來的領導者或競爭者的特質無所遁形,而不必默默躬身在常委的行列中。中央與算要城市標舉不同的發展路徑,是治活力的來源。能夠保持替選方案的體系總是存活力較高,生態圈如此,政治系統亦然。

改革需時,用選舉消化歷史的殘遺與對立更需時間。台灣在開放普選之後,還得用20年,才得以跨過國民黨構築的現代性高牆。如同游泳只能在水中學習,當今的中國共產黨像是一組還沒下過水的教練,而民眾未來既是觀眾也可能成為選手,對岸在觀察台灣的藍綠競逐中,如何精彩的點評都不如自己準備下場試水。

馬英九曾經擁有極佳的歷史機遇,綠營不斷有人懷疑他過度親中,北京卻有諸多事實證明他大事都聽美國的,一個中小型政治體的領導人若能同時讓兩個大國懷疑卻不能放手,或許他就正站在最適切的位子。事實上他在黨內與兩岸交往中,的確抵擋了連戰等人過度傾向中國,連戰為自己兒子挾持了國民黨的選舉主軸,導致藍軍全線潰敗,結果卻是幫綠營扳倒了馬,連馬兩人一起退場謝幕。

20年過去了,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從email到FB,從獨尊國語到多語並存。這20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走完一個現代性競爭的回合,綠營的勝出不代表藍軍基盤的覆滅。但這堵藍營高牆倒下後,各種思想的奇花異草正準備向陽生長。沒有「親中」的馬英九可罵,此後台灣人再無卸責的藉口,就該自己直面崛起的中國。

                                                     ~寫於馬英九辭國民黨主席當日

 

註1「彷彿在君父的城邦」是楊澤的詩集(1977),「…總在失敗的一方」出自羅智成長詩「夢中情人」(2004)

註2 龍應台所著之「大江大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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