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3/12/23【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2013年的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是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這個第一位出身南半球，親近弱勢且被全球同志所稱許的教宗，也是教廷266任以來，第一個耶穌會出身的教宗。回想耶穌會的時代背景，對照著當前中國的語境，讓我聯想到一個關鍵的歷史紀年與禪宗的一句偈語。

1517年，一個憤怒的神學博士馬丁路德貼出了反對教廷拍賣贖罪劵的95條論綱，他宣稱因信稱義，上帝的恩典不應由教廷的神甫來代理。經過宗教審判與政治折衝，天主教一統歐洲的局面終於瓦解。而教廷體系內回應此一巨變的改革，正是羅耀拉創設的耶穌會。

也就是說1517之後的歐洲，再也無法回到單一體系的政治建制。即便當今的歐盟，也是一個世俗的政治框架，不可能宣稱以基督教做為互相認同的標準。

海內外都有智者說當今中國很像歐戰前後的德國，在陸地上被法俄包圍，向海擴張又被英美嚇阻。這樣的說法一方面是看到中國擴張的潛力，更是暗示中國可能像德國一樣帶來大災難。其實中國的尺度與複雜性應該類比於整個歐洲，中國當前的集體心理構成，更與16世紀初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世界十分相似。

陳進福先生生前曾以碧巖錄的偈語「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來形容兩岸關係，認為兩岸非一非異，但因無明而生嫌隙。其實這句話用來形容1517年之前的歐洲與當前的中國也很適切。

彼時的歐洲，教權屬梵諦岡，王權如走馬燈一般在幾個家族間流轉，伏爾泰說這種體制「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即便外有勃興的伊斯蘭挑戰，歐洲內部卻充斥教庭醜聞與僭主政治，教皇與君主間更是攻伐不斷。此時文藝復興已經啟動百年，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地方王侯早已蓄勢待發，宗教改革所帶來的不只是教派的分裂，而是隨之而來的啟蒙運動，民族國家崛起與其後生產力的解放。簡約來說，歐洲所代表的現代性，就是一個由一為二，由二至多的辯證過程。在「一」的政治建制下，分合鬥爭是重複的，變化總是緩慢醞釀，一旦通過了臨界點，「二」就是雙方無可轉圜的較量了，所有矛盾都會公開且加劇，最後根本翻轉了社會與教權的關係。

當前的中國共產黨遠非一般意義的執政黨，挺過了文革與蘇聯解體的衝擊，如今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壟斷性政治組織。這個建制結合了蘇聯體制的全面控制與中華帝國的傳統治術，既吸納全球市場的活力，也善於學習新的統治技能。

外媒形容這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世界最大的商會，入黨是拓展人脈與斬獲利益的捷徑。過去外界多次預測其分崩瓦解，但中共仍然好好活著。

作為一個建制，中南海的神秘，複雜與強韌，只有羅馬教廷差堪比擬。

梵諦岡的教士必須獨身，而當今紅朝卻是以家族為連帶，除了這點表面差異外，中共這個先鋒政黨與羅馬教會的確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都努力地籠絡知識菁英，連結群眾，宣稱自己在世界觀的先進性與政治領導的必要。

但中南海的三位一體不是聖靈與父子，而是天命，利益與暴力的三結合。以內戰的全面勝利打造紅色江山的論述，廣泛結合各級各類的利益集團，必要時毫不猶豫地以鎮壓排除異己，目的無他，就是保證壟斷權力的持續。在此建制中，每個利得者也都是體系的囚徒，在「一」之外，無任何政治的可能性。

但就和16世紀初的梵諦岡一樣，這種鋪天蓋地的話語體系常常名實不符，讓人心普遍幽暗。質問者多被打為異端，虔信者有時心生懷疑，而看清時勢的實力派卻已經為變局預做準備。

然而五百年前歐洲那場宗教改革，到底有那些構成因素對今日中國仍有所啟發?

其中有三種人的出場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是改革的倡議者，他們或自認天啟，或敢於犧牲做先鋒。這類先行者不能只是批判當道，而必須在教理教義上洞察體系的根本問題，提出重新組建社會的綱領。

再來是體制內的改革者，他們大都對體系的敗壞知之甚詳，也可能歷經權力殘酷的輪替，但其中某些人將高舉原初的核心價值，重整隊伍，面對新局。

最後也最關鍵的是地方的實力派人物，這些人務實地在變局中會審慎觀望，出手時卻能決定大局。

當今中國已經有不少赴湯蹈火的首倡者，中共內部也不乏清醒的改革派，但紅朝的實力人物，實不需以清末的重臣自況，而是要像庇護路德的薩克森選侯一樣，讓路德躲在穀倉裡，把拉丁文聖經翻譯成庶民通讀的福音。

聽說薄書記在重慶有個未竟之志，就是讓解放碑方圓兩公里內徹底開放網禁。也許只要三月，就足以把諸神從壇位上請下來。看來中國各地風起的自經區，都有可能是1517年的威廷堡。

回望1517，馬上就要五百周年。我們可以審慎樂觀地認為，中國在由一為二的過程中，即使有些波折，也不至於把千萬人頭落地的宗教戰爭照走一遍。

海島台灣在這個變局中，應該無緣做威廷堡，最好也別是喀爾文治下的日內瓦。若能成為丹麥，挪威等小邦，既受新福音的被澤，又免除直接的力搏，則是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