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4/02/10【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戊戌政變後,慈禧問李鴻章是否為康有為同黨,李回應「若變法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為康黨」。結果時年近八十的李鴻章被派去山東整治黃河。

1975年,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毛希望他主持政治局會議總結文革,並做出七分肯定的結論,鄧以「我在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拒絕了毛的邀請,隨即在第二年的四五事件中,被第三次打倒。

李鄧這兩位飽經歷練的政治老手,在關鍵的時刻都以實話面對絕對權力的詰問,他們心中的盤算是什麼?秉持良知,保全名聲可能還是表面考慮,更重要的是在其後的變局中留下伏筆。李鴻章對出亡日本的康梁仍多方維護,鄧對毛的峻拒為其第三次復出並拉下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打下輿論的基礎。

 

祖宗之法該不該變?文革得不得人心?來日不長的慈禧與毛對此的答案看來如此背離民心與歷史,以致於身邊的重臣必須不計當下利害而留下後手。回到今日的情境,中南海內若有人敢認真想想”一黨專政的體制可以千秋萬代嗎?”答案也應是昭然若揭。

以長期的歷史來看,鄧小平的改革遺產主要是政治的。鄧堅持幹部屆齡退休與集體領導,既維持了一黨專政,又要避免一人專斷。而六四鎮壓之後,他發明的隔代接班,造就中共歷史上黨權的和平轉移。但在壟斷的權力體系中,這種領導班子的輪替,雖然避免了公開的對決,卻也累積越來越多退而不休的政治局前常委。

習是第一個既非指定接班也非篡奪黨權的中共領導人,他是多方力量平衡的結果,他必須面對兩個仍活躍的前任總書記。習必須承諾維持黨國特權體制,才能籠絡不同的權力集團,同時習必須深化改革,才能得到社會與國際的認受。他把改革的成敗,自己的聲望與共產黨的存續綁在一起。從此中國進入一個矛盾連續爆發的高發期。

也就是說,中國未來幾年無可避免地將成為高風險社會,體制內的當權者,有錢人以至於平頭百姓都會有自己的避險計畫。

而中國崛起中的公民社會應該如何回應這個機遇?戰術面與戰略上可以從全球

那些案例得到啟發?

以策略面來說,資訊的揭露是公民集體維權一個重要的手段,也是一個說服力的指標。如同維基解密對抗大國的戰爭密謀,又如史諾登揭發美國國安體系濫權監聽。關鍵訊息的揭露,可以重創統治者,擴大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但來源無一例外必須來自體制內的共謀者,或為私利或為公義,他們都必須冒著風險漏出情資。

圍觀雖然可以帶來傳播的力量,讓統治者不敢肆意妄為。但公民社會更需要建立一種對體制內供訊者的信任感,揭示的內容也應該有長期的積累,既對事也對人。

目前中國網路的戰果大多是讓貪官下馬的不堪視頻,但網路更大的威力在於揭開體制對公眾的長期系統的侵凌,比如地方金融的壞帳,土開的暴利,領導集團言行不一等。若要達到有效的揭露,公民權利的倡議者必須結合境內外專業的非營利組織,並且得到熟悉政府運作人士的諮詢。中國未來數年因為經濟下行,必定有多招致民憤的未爆彈,公民社會必須有以待之。

而從戰略面,公民社會的運動必須有凌駕壓迫者的心志與視野,把運動從受壓迫者的反抗提升到新秩序的建構。這絕非閉門構思大同社會,而是明確指出必須被解決的重大問題與權力分享的路徑,讓體制有所鬆動,讓變動成為可能。

曼德拉曾說過「仇恨讓人頭腦不清,使計畫受阻,領導者負擔不起仇恨」。

在白人南非的監獄中,曼德拉是囚犯者與被殖民者。但他卻以王者之姿自持,擘劃未來的新秩序。在他未出獄前,就已經成功地利用國際的壓力讓白人統治者坐在他的對面,共同協商政體轉移的路徑。

曼德拉和他的同僚所做的不只是向當權者心戰喊話,而是向全球借支未來的正當性讓當前的局勢不繼續惡化,統治集團中清醒的成員一旦明白他的意圖,就會逐步瓦解對抗的意志。要達到這樣的戰略高度必須有幾個要件:全球性的知名度與信任,不被仇恨所綁束的寬容與耐心,清楚的權力轉移計劃。

從西歐市民社會的發育的源頭來看,公民社會本意就是對王權的限制及不同階級間的折衝。中國公民運動目前雖然還在為基本人權而抵抗,但還需要更清晰的戰略圖像來面對隨即而來的變動。其倡議者還需要培育出更高的道德號召力與連結社會部門的計畫,在每一次風險的起伏中,看的比統治者遠,即時地保護公眾不受傷害。

就像清末與文革後期,當下的中國也是虔信者與野心家並起的局面,但當下的中國經濟已經深度鑲嵌在全球的格局中,中國這次若要走出治亂循環,公民社會的確是讓威權軟著陸的中道路徑。但沒有平時若沒有貼近人心的論說催化,變局來時如何期待各方實力者的傾力相助?

公民社會談義也必須講利,既要深入公眾的日常生活,也要進到權臣的後手計畫與富人的保險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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