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 2014/03/01【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華語世界中,也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其人。她出生於香港,是第一個非英美裔的加拿大總督(2000~2005)。作為總理提名英女皇委任的國家元首,她是統帥三軍,曾經遍訪全國並參與調停國際事務。

而她的前任是希臘出生的羅密歐•勒布朗(Roméo LeBlanc),她的繼任者是米凱勒•讓(Michaëlle Jean 漢語名莊美楷)則是講法語的非洲裔女士。

加拿大無疑是一個獨立的民主政體。議會,總理與內閣才是政治運作的核心。而總督作為元首,代表國家卻不必參與日常政治事務。加國的總督既保持了與君主立憲的制度連帶,又表現了英法共治的立國精神。

從上個世紀末,加拿大開始任命少數族裔背景的傑出人士擔任國家元首,則是體制的政治創新。加拿大的對外政策有別於歐美的老牌霸權,其共和的精神更多地超越原有的族群格局,與美國新教徒強勢的種族融合大相逕庭。連公民歸化時宣誓的效忠對象,都可以在女王與聯邦元首兩者中自選。

王家衛的電影主人公周慕雲想要寫一部小說《2046》,有班2046的列車,讓人們找回憶,繼續走向未知的因果前緣。藉由這樣的時空轉置,我們可否樂觀地想,如果2046年,中國的政體往加拿大模式演化,可能形成一個多民族的聯邦體制。如果這個政體也需要一個不涉政治卻孚眾望的國家元首,並且由一個非漢族的人士出任,則當前已經有一個應該認真考慮的人選,就是目前還在印度的17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當前對噶瑪巴的猜測,大多是說他將繼達賴14世之後,成為海外的藏傳宗教領袖。這的確可能,但忽略藏傳教派間的複雜性,也低估了大寶法王傳承的歷史能量。 

32年後,這位噶瑪巴剛滿六十一歲,自1992年受認證陞座以來,已經傳法超過40年,彼時的中國社會除了經濟與福祉的發展外,更需要內部的民族和解與對外的和平,如果由一個享譽國際的僧侶出任中國的象徵元首,誰曰不宜?

民族關係持續惡化是中國崛起的重大挑戰之一,超大型國家的政體轉型往往面對分權與分裂的兩難。中國掌權的菁英無不以蘇聯解體的經驗恫嚇民眾,訴求民主將會帶來中國分裂。這種論斷未必可信,卻對主流的漢人社會有一定的說服力。中國的反對運動若無法在民族問題上有根本性的反省與創建,民主的進程就無法跨開大步。

而諸多民族關係中,漢藏之間無疑最複雜也具有代表性。

1959年,年輕的達賴喇嘛率領數萬藏人出走印度,並在達蘭莎拉建立流亡政府。

之後藏區歷經文革的破壞與商業化的浪潮,藏區的文化與環境都受到前所未有衝擊。現在北京投入更多的基礎設施與漢人移民,想要根本改變藏區的人口組成,說當前藏區的漢化政策是內部殖民實不為過。

在尊者達賴喇嘛的訪談中,可以看到流亡政府除了要面對內外的壓力,還要妥慎處理與印度的關係。雖然尊者以佛法的豁達來面對險惡的局勢,但大多數藏人的流亡的實況,其實與自在的生活有著很大的距離。

達賴喇嘛在08年與北京談判時的備忘錄提出’真實完整的自治’,範圍包含自治區以外藏族人口為多數的州縣。這條所謂第三條路,不接受被佔領的現況也排除藏獨的可能,這是達賴喇嘛審度時勢的深刻判斷,而不是一時的權宜。更因為佛教的初衷,不太可能與單一的政治主張結合。然而這樣中道的訴求,也完全被北京所峻拒。

然而從更長的因果來看,這場僵局的根源不只在過去百年間的變化。

藏傳中的黃教之興,是以宗喀巴的改革為基底,更與滿清皇室的扶持相連結。三百多年的政教一體使格魯派不能單以宗教引領人心,必須處理與北京的政治關係。元明清三代對藏傳派系各有所鍾,但若北京的掌權者不再是信徒,不願以供養的心情面對拉薩的達賴喇嘛,剩下的就只是皇權羈糜邊疆的兩手策略。這種自12世紀以來北京-拉薩就建立的檀越關係,吾人有理由把不信鬼神的共產黨當個例外。

在深層的認知上,藏傳佛教與儒家化的無神論者彼此缺乏好奇與尊重,誤解與僵持幾乎是可預期的。若拋開大小強弱的政治現實,雙方都代表著對各自歷史的挑戰的回應,也都有著對現代性的不同體驗。但毫無懸念地,北京該被指責的部分遠甚於達蘭莎拉。而中共的問題不只出於權力的傲慢,其對宗教的無所用心也反映出漢人政權在心靈追求的根本侷限。

過時的語言常會蔽障人們對現實的認識。

經過長征和整風,共產黨就不再是流寇土共了,國民黨不了解這點,所以失去了江山。經過出走印度,藏族的領導階層早已不是原來的政教合一封建領主,當今的藏人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網絡,並掌握了令各界信服的話語權,遠遠超越其他流亡團體。共產黨卻死守醜化宗教領袖的話語,對漢藏和解毫無助益,且此舉將會對形勢做出極大的誤判。這種話語唯一的民意基礎就是漢人的沙文主義,但民族主義如冰山也像火山,平常未必顯著卻有廣大的民意潛流支持,一旦有偶發事件又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爆發。悲觀地想,即使他日紅朝異幟,中國主流民意面對民族問題時的開放性也將十分有限,極可能背離和平,走上強凌弱,眾暴寡的道路。

衝突來多自無明與執念,但過程與結果可能超過當事者的想像。也許需要有更大的智慧與更長時間,才能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1959年對各方的意義。

尊者1959年的出走讓西藏問題國際化,但2000年噶瑪巴離開楚布寺出走印度,北京當局沒有立即口出惡言。目前中國網站還可以聽聞葛瑪巴的影音文字,也許可以視為北京一定程度的反省與調整。

但共產黨與格魯派作為漢藏雙方的支配性力量,各有其合理性的堅持,所以也註定互為困局。要打開對話的僵局,需要一個第三者的出現,而17世葛瑪巴自始都得到雙方的承認,這點是最為特殊。

其次,葛舉派兼容並蓄且沒有政教合一的傳統,不必面對流亡派系的歷史糾葛。達賴喇嘛在近年才開始加大力度與漢地信眾的交流,噶瑪巴在年輕時就與漢人信眾交流,對中國及其他年輕信眾來說,他是心靈潔淨與時尚流行的完滿結合。他的漢語流利,看過噶瑪巴的中文書法,都會認同他的造詣接近專業的藝術家。(見後圖)

年輕,中文好,願與漢人對話,其實是一組極大優勢,這些愛好與修為對達蘭沙拉領導層來說實屬罕見。在中國崛起與西藏持續被壓制的情形下,需要一個新世紀的領袖人物能直接面對世界與漢人信眾。在他發表的文字裡,教導信眾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儘量不要殺生,以往漢藏佛教徒常因吃素問題而生扞格,葛瑪巴座下的寺院僧俗已經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噶瑪巴後發的優勢是建立在許多先行者細心扶持的基礎上,尊者達賴喇嘛對他的指導與肯定是大寶法王繼續成功精進的必要的祝福,噶瑪巴在講經中多次引用宗喀巴大師的道次第觀念。 

即使噶瑪巴個人的條件都已經具備,但必須因緣俱足才能促成中國正向的變化,這個願力必須由中國信眾來踐行,但不論是否為佛教徒,西藏所承受的不公義,是全球華人必須共同面對的道德試煉,任何人若有期待於中華的再起,就必須直面藏人的處境。

漢藏是一對鏡像,讓彼此看到自己的不足與優勢。藏傳佛教是數百年來藏地人民傾民族之力對心靈追尋的精神資產,而中國的儒共合體也在解放生產力上得到極大的發揮。但儒家天下式的心靈若非迫於形勢,對於他者是既不好奇也缺乏同理心,而藏傳文化對大多數漢人來說,正一個夠近也夠遠的他者。藏式的治理即使穿上民主的外衣,在現實上仍有許多不盡如意的地方,而漢人的務實正可以補上這個缺漏。

09年八八風災,尊者達賴喇嘛來台走訪重災區,身無寸土,卻能雍容自在似尊貴的王者,而島上的民選總統卻坐困高牆不敢與尊者相見,注定在任期中對漢藏和解毫無作為。其實台灣有超過五十萬的藏傳信眾,每年對海外藏區的捐輸也在全球前列,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漢人為主的社會,台灣可以展示漢藏間相知合作的各種可能,足以為後來更大尺度的漢藏和解預為準備。若多年後佛法的慈悲真能重新深入中國的人心,漢藏雙方與周鄰國家都將大大受益。

尊者達賴喇嘛曾對學者說:「猶太人是被耶和華揀選來承受諸多苦難,而藏人也是被觀世音選中而受苦」。噶瑪巴也曾說過:「慈悲是動詞」。若要讓藏人的苦難不致徒然而漢族關心的國土完整能夠得兼,漢藏之間的善良力量必須努力了解對方,並找出務實的政治方案。

大寶法王的傳承就是一個極珍貴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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