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如果全台灣十多萬的老師不再是終生職,而像職業軍人一樣,其中有半數人在貢獻十或十五年之後,能夠在青壯之時重新投入社會,會對教育體系與社會產生什麼衝擊?有無可能讓教學品質提高,政府負擔減輕與教師優退再就業這三箭齊發且一舉中的?

此事若要成真,台灣教育體系就需要一個「退輔會」。

講起台灣教育問題總是千難萬難,改革的建議也是各說各話,但都不脫從教育論教育,缺乏知識解放的高度。若借用金融的比喻來形容台灣各級教育的處境,超量的大學像個獲利甚微卻信貸浮濫的銀行團,義務教育的公私立中小學像派系糾結壞帳累累的地方信合社,而中央的教育部則是濫發牌照監管無能的央行與金管會。各級教育就是一整個不合時宜的老舊構造。學校大門內外是兩個世界,門內是少子化的憂慮與門閥運作,門外則是眾多徬徨的家長與流浪的待業教師。

在這個體系中,家長不信任老師,教師授課常受到媽寶家長的橫加干預,教師的勞動三權無法律保障,但校方也無能處理不適任教師。佔各級政府財政最大比例的教育支出,在發完老師薪水後去幾乎沒有施為的空間。目前的情形是家長,教師與行政三方互相為困的局面,每一方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只能把另兩方掐得更緊。

但家長的長期焦慮,學生的一時感受與教師的行業利益只是這場解放知識主戲的局部問題,我們該從世界的大歷史來看,東亞的台灣該如何面對這一波的知識革命?

軍公教傳統上是國家雇用的三大群體,但公務員的任免彈性甚小,教育的變革卻可以從國防體制中有所啟發。

每個社會為了集體的安全,都會培育與徵用一群專業人士,讓他們在人生最精華的歲月中為國家服務。但任何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體都無法負擔全數軍人全額的終生撫恤,所以留任必須是經過競爭與考核,而回流到社會的軍人在制度性的支持下,亦可找到事業的第二春。

教育退輔會的核心構想,就是把教學的現場當成服役的前線,確認不是每個老師都可以把教學當終生職業,學校必須因應知識的變革重新佈署人資制度。新的退輔機制要開發學校外的學習市場,讓在學校教書不必然占有一個知識勞動者職業生涯的全部。所以要改不只是學校,更是政府與社會,其中的關鍵是教育勞動者的雇用彈性。

全球的教育產業都不敢面對一個正在成形的事實:網路讓學校變得可有可無。老師們所教的內容大凡都可以在網路上學到。因為師生間的資訊不對稱被網路所穿透,全世界的老師們,即使還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卻再也不會如前輩教師們能夠享有師者的自信與權威。

以往的老師比較像是故事的主講者,如今則更像話劇的報幕人或劇評家,教師們所需的技藝與制度支持更甚於資訊革命之前,但窘困的財政與僵化的制度卻無法回應師生不同的需求。

如果時至今日,我們還有理由用一些設施規定年輕人聚在一起,並不是因為他們只能在這裡學到東西,而是在真實生活中讓他們湊合成了一個社群。所以社群是必要,但學校卻未必。知識是重要的,但灌輸與考試則未必。財政支持對教育是必要的,但那些設施不一定是掛牌的學校。

學校體系若要回應這個全新的挑戰,就必須打開與社會的雙向人員交流,讓真正會教愛教的人繼續當老師,也讓校門內的好手有機會到社會上來試水溫。而在來回的人員流動中,讓不適任者知所進退。簡單說,政府不必負全額的退休金,卻可以活化體系內外的資源。

教育體系的退輔會,不能是傳統主管退休撫恤的人事單位,更非不適任員額的疏洪道,而應像企業的人資的仲介網絡。認真轉介任何一個讓教學具有成就感的服務崗位給準備離任的教師,同時引進不同的利害關係者,加速教育體系的人力更替。

但就真實中的退輔會一樣,軍人轉業也不應該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若要讓老師轉業真有益於社會,還必須回答三個問題:

首先是誰該留,誰該走?

若在軍隊中,去留必定會有清楚的標準與路徑圖。如果只有一半的人能留下而在教學業務上需要一定程度的分殊化。學校體系不會如軍隊般封閉,競爭與監督會更加有效。只要有家長團體與教師工會參與,並以網路來增加流程的透明度,要在教學的現場實踐中,區分出有料的嚴師和受歡迎的名嘴並不是難事。

其次是離開學校去哪裡?

補教界是可能之一,這個依託著考試的附屬產業,已經讓很多老師名利雙收,轉業的老師或許可以棲身補教業,但更多的人力則應該投入社會終生教育。

如果我們自問這些能夠消化系統知識並熟悉教學技巧的專業人士,可以適用於那些行業?答案是哪裡都需要,從企業到鄉鎮公所,從偏鄉到新住民,是的,從監獄到安養院,政府必須把原有體系撙節下來的經費,挹注到與生產及社區生活相關的領域。如果一個社會當真要把知識的學習與分享當作社會生活的主要構成,所需的老師們必定數倍於目前的員額。但這樣的全面學習除了政府的財政支持外,必須在就業市場中開發出新的需求,讓更多的兼職教育者容身。

最後是該有哪些配套?

應該以最大力量發動教育創新。並鼓勵目前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與學校彷彿是平板出現前的手機和電腦,是兩條規格有異,目的不同的平行線。但有了平板之後,目前我們都已經熟悉各類尺寸的行動載具。網路已經使跨域的在家教育成為可能,體制若能進一步解禁,各類教育的自由混搭就會出現在家長及學生的面前。

公平地說,東亞的灌輸式教育在製造業的年代,的確發揮了整備勞動力的效果,所以大量生產上創造可觀的營收,也是東亞的成功經驗。

但網路帶來的知識解放與中印的崛起,使東亞經濟體在以知識創造價值的嘗試中嚴重受挫,關鍵就於儒家學官體制是創新的最大障礙。要這個一元化的體系進行創造性的破壞,就必須打破終身僱用,然而顧及教育的穩定性,所以輔導教師轉業就應當成正辦的業務。

至於未來的學習機構與樣態,我們目前還無法定論。

但政府支持的機構總還是在,大師也還會有,只是一輩子領薪水的教書匠應該越來越少,替之以跨域的學習與分享。在資訊時代的知識勞動者,有時是受聘的講員,有時則是付費的學生,身分可以游動,而勞務可以無償也可以折現。

冷戰反共的年代,有個口號叫全民國防,意即動員一切力量為戰爭做準備。東亞社會若要認真面對知識的解放問題,就得把教育當死生之地的國家大事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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