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50518【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1915年,開打了一年的歐戰雙方在東西線僵持不下.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邱吉爾主張從鄂圖曼帝國的南境開闢新戰線,由協約國進佔黑海的達達尼爾海峽,直取伊斯坦堡.一舉打通對俄羅斯帝國的補給線,讓德奧在東線承受更大的壓力,以期早日結束戰爭.

但未料土耳其有以待之,在德國的協助下堅決抵抗.先是在海上擊退英國的艦隊,之後又在Gallipoli半島(土耳其稱Çanakkale)上與登陸的聯軍相持不下.而被指派在半島北部登陸的澳紐聯軍(ANZAC)不但著陸點錯誤,而且受困於險峻的灘頭傷亡慘重.此役雙方僵持八個多月,最後入侵者無功而返.總計協約國傷亡超過20萬人,一向歐洲人視為羸弱病夫的鄂圖曼打贏了這一場硬仗.

後來英國的軍事史家認為這是一場”戰略遠大,但在執行上出現前所未有的錯誤的戰爭“,而這一場局部的失利,雖然未改變一戰的結果,卻對參與的各方影響深遠.增援不成讓俄羅斯難以為繼,帝俄提早瓦解讓布爾什維克成功奪權.而巴爾幹因保加利亞加入德奧一方,埋下後來的更多的衝突.此外重挫紐澳聯軍的連串戰役造就了一個土耳其的戰爭英雄,就是後來成為的國父凱末爾上校(Mustafa Kemal).

從世界史的尺度來看,1915年Gallipoli是帝國勢力在聯手的情況下首敗於單一非西方國家.然而Gallipoli戰役也不是最後一次讓帝國止步的敗績,同一個世紀的下半葉,還有韓戰與奠邊府.而每一次頭號帝國的重大挫敗,都為世局帶來長遠的影響.

這段史實去年被拍成電影The water diviner(意為尋水神人),由澳洲籍影星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 )執導並擔綱演出.台灣的片名是伊斯坦堡救援(這個警匪片名字實在是個糟透了的翻譯!).片中講述一個善於鑿井的澳洲農夫在Gallipoli之役失去三個兒子,妻子因無法接受事實而自殺.之後他獨自一人跋涉到戰場要把孩子的遺骸帶回家鄉安葬.

影片通篇並不歌頌戰士的英勇,反而一再質問戰爭的殘酷與英帝國的僵化.值得注意的是片中對鄂圖曼一方有著不少正面描述.不但伊斯坦堡成為一個親切深邃的異國都城,追隨凱末爾的革命志士也個個是有血性的好男兒,反倒一向親西方的希臘人,竟是以土匪的扮相出場.

這部電影試圖表達一種有別於英國主流民意的澳洲人觀點.遙遠的澳紐與鄂圖曼並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卻必須在戰場上生死相搏.導演將這部作品獻給千萬個戰爭結束仍然下落不明的名字.羅素克洛在土耳其的談話性節目提到,原著小說比較缺乏土耳其的觀點,他希望有些平衡.他認為此役的失敗,或許讓澳洲從屬地”成為一個國家”.

對於他的觀點,紐澳聯合退伍軍人協會十分不滿,認為他把光榮的參戰當成神話來解構.對此,羅素淡淡地回答道”我們(在此戰役中)侵略了一個主權國家卻不置一詞,承認這件事也許需要一些時間”( it was time to admit that "we did invade a sovereign nation that we'd never had an angry word with).

看來羅素克洛不只是螢頻上勇猛的格鬥士,也是個說故事的好手.他帶領澳洲人回顧一場百年前被捲入的戰事,以第三者視野反省戰爭的乖謬,其實上更是切中當下澳紐人心的敏感之處.

Gallipoli戰役一百年後,世界頭號強國已經易主.但土耳其地理位置仍然的關鍵,澳洲的附庸性格仍未完全改變.二戰之後,澳洲成為美國亞洲冷戰布局的基本成員.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土澳兩國都還一同參加了韓戰.即使蘇聯解體中國崛起,在2014雪梨恐襲後,澳洲更是美國反恐的鐵桿盟友.

紐澳是孤懸在亞洲南半球的白人國家,大英國協是一個身分的認同,但經貿與人口組成的逐步改變將會強化她的亞洲性格.澳洲在面對美國的聯盟要求與亞洲的貿易來往時,常常出現價值分裂的傾向.而紐西蘭卻早已面對現實,以生態小國作為自己的定位,紐西蘭是唯一一個不准美軍核動力航母潛艦停靠的西方國家.

羅素克洛生於紐西蘭,成長於澳洲,他的電影事業無疑是與好萊塢相連結.但若把他這部作品放在紐澳特殊的脈絡來看,反思兩國的自我定位及國內族群關係,無疑有更深的啟發性.而他對土耳其的平視與親善,也隱然呼應了歐美開明派對全球反恐戰略的思維.

而電影中的”他者”土耳其,在Gallipoli之役後,也歷經了曲折的現代性探求.

凱末爾的奮發圖強讓鄂圖曼帝國在列強的支解中,保存了核心領土,建立現代國家.但全盤西化的教育卻讓當代土耳其人無法認別自己祖先墓碑的銘刻.如何平衡於西化與傳統之間,一直是土耳其當代政治的主旋律.

現實中的土耳其能有的選擇其實不多,經濟上必須面向歐美,安全上則是北約及以色列的盟友.即使長期不被歐盟接受為正式成員國,但近年來土耳其不斷提升實力,已經成為地緣政治上的要角.08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時,土耳其儼然是伊斯蘭世界改革的摹本,而最近反恐與中東問題的推進,歐美仍然必須借重安卡拉的影響力.

但身處民族雜處近東,土耳其歷史的糾結仍未遠去.近來教宗以”種族屠殺”來形容鄂圖曼在1915~17年迫遷亞美尼亞人所造成的百萬人命死亡.土耳其則當局高調反擊,認為這是宗教戰爭.面對亞美尼亞後裔的指控,當代土耳其人其實有口難辨,用個穿越的比喻來說,假如滿州國今天還存在,該如何面對於清初入關屠殺漢人的指責?英勇奮戰可以讓強敵止步於國門,但平息歷史的舊怨則需更大誠意與同理心.

Gallipoli戰役結束一百年後,土耳其與澳洲現今都屬美國主導的陣營,但歐美文化中根深柢固的十字軍的精神,仍然對伊斯蘭世界充滿偏執與誤解.另外在太平洋的兩岸,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戰和之間仍然舉棋未定.其實世界很大,小國與其跟著大國爭霸,不如好好看待自己的鄰居並認真了解遠方的他者.

Gallipoli之役結束後近20年,已經被尊為Atatürk(意為突厥第一人)的凱末爾為紐澳聯軍的紀念墓園提辭,他寫道“…如今他們寧靜地躺在我們的懷抱裡,就像我們的兒子一般“ (Kemal 1934).敵對國家之間可以因地緣的利益重組而和解,但逝去的生命卻無法復生,把別人孩子送去赴死的言詞無論如何剴切,無疑都是謊言.

作為一個稚齡頑童的父親,我相信真正父子之愛,始於對國族召喚的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