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50824【原文經刪修後刋載在新新聞雜誌】 

2008年五月初，中共的元老們密議，準備換掉後台不夠硬的溫家寶，由團派的李克強接任總理。五月十二日汶川發生大地震，死傷慘重。溫家寶刻意缺席中共的內部會議，以專機直奔災區，面對調不動的軍方山頭，這位單薄的總理怒摔電話，對部隊說「你們是人民養的，你們自己看著辦！」。

之後，溫保住總理位子。中國則發展出舉國動員救災的動員體系。汶川模式的主旋律就是「多難興邦」，用災難反證了黨國強大的必要。

川震與奧運之後，胡越發保守，溫則屢屢放手演出。不少人都認為除了在卸任前拿下薄熙來以外，胡溫的第二屆任期可說是平庸無為，乏善可陳。但客觀來說，他們至少還留下一座紀念碑型的新城市（monument city），就是平地拔起的天津濱海新區。

天津是溫的老家，老天津人多是安徽淮軍的後代，也算胡的老鄉。天津濱海新區代表著中國北方與渤海灣的崛起，與鄧小平的深圳、江朱的上海浦東並列為紀念三代領導人的豐碑。用當時規劃界的話語來形容，濱海新區標示著強盛中國的全面崛起。

圖冀豫之間新都所在

然而8月12日濱海新區的大爆炸，就好像在這個紀念碑的柱礎上炸開一個大破口。發生爆炸的倉庫違法囤積危險物品，知道內情的評述者指出，交通部門與港區管理單位為了推高地產的現值，在細部配置中更改了總規明定民宅與港區的安全距離，事發之後毫無應變能力，讓成批的年輕消防隊員枉死其中。胡溫經營多年的「新北洋」，竟也像盛世包藏著腐敗一樣，一旦被揭開和諧的表象就不堪聞問。不只紀念碑城市搖搖欲墜，天津氣爆之後的官媒一連串的顢頇作為，讓網民心冷不已，有位經濟學者就分析，從汶川以來動員民心的模式也走到了盡頭。

從長遠的區域發展來看，濱海新區大爆炸之後，中國還會不會出現第四座紀念碑城市呢？

若按習李的原意，是要以京津冀的頂層協作，並擴大為首都特區。上個月北京與張家口2022年冬奧申辦成功，也算是京冀協同布局的一著好棋。但濱海的大爆炸像是一個當頭棒喝，習李在救災與究責之外，應該打破官僚規畫的慣性，自問一組重要的課題：面對不斷肥大的京津，把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就會有疏散的效果？距離北京高鐵半小時的車程內，真的需要另一個千萬人的直轄市？以華北乾旱的自然條件，真的可以容受超過四千萬人的都市群?

事實上，胡溫當年選定天津海濱作為新技術發展的特區就是一個政策扭曲的結果。這個新區是等同於深圳的副省級城市，作為一個直通國家部委的政治飛地，幾乎與原有的天津老城與市政體系沒有任何關聯。為了拉抬新港區的運量，中國國務院可以要求三北（華北、東北與西北）的貨物優先從天津出口，結果是造成京津塘的外環時常徹夜堵車。為了扶持雲端計算與航天工業，硬是把這些產業從各地集中到天津，但這些精貴的房客並不知道他們每天與危險的燃爆品為鄰。表面上濱海新區的確榮景一片，不但多國籍企業總部進駐，經濟總量也超過浦東，但實情是天津的產業升級遲遲跟不上，天津金融的創新卻遠遠不及上海陸家嘴及北京金融區，地產開發卻一路高歌猛進。

然而持續肥大的首都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河北才是京津重新定位關鍵，但京津冀協作卻是假問題。目前所謂三方協同，不外交通、產業與環保三者。但運輸對接只要消費者的權益抬頭，政府與業者自然會跨域協作。產業的區位取決於地租與地方政策，根本不須政府強加干預。如果把生態問題只看成天藍不藍，無疑是窄化問題。不只因為要命的PM2.5是大多看不到的，對大多數的京津市民來說，水源不足、周邊綠地被破壞與連帶的食安才是更為切身的問題。

天津氣爆之後，習李據聞正在北戴河與政敵攤牌，並安排19大的人事。如果習真有翻轉舊習氣面對問題的大氣魄？如果李克強能學習溫家寶在川震時的放手一搏的膽識，當善用這個時勢與民氣，重新布局京冀，把北京的部委外遷至冀豫之間，在黃河與高鐵交錯的平原中，營建一個行政中心。

在原來首都特區的疏散計畫中，北京還是留給京官府衙，並無行政新都的構想。連國土規模還不如河北2/3的韓國，新建的行政新都世宗市離首爾都還有120公里之遠，目前往保定疏散力度不夠，層次也遠遠不足。把副首都常態化，把象徵性的機構都還留在北京，省去了遷都的爭論。只有如此釜底抽薪，才能遏止京津的惡性膨脹，所以該搬出的不是管理城市生活的北京市政府，而是整套中央治理機器。然而只要善用網路與軌道運輸，行政新都並不會帶來更多的能耗，因為在原來京津內部的生活與移動成本已經過高。

習李兩人都與冀豫兩省有深厚淵源，但兩地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發展凹陷的地區，習李若能在此營建行政新都，將直面農村凋敝與生態敗壞的最前線，仿佛是現代版的天子守邊。營繕新都的主要思路，當然要告別以往大操大辦的模式，而是呼應全球簡約的政府形式與中國當前真實的處境。

將近四百年前，康熙繼承了忽必烈夏都（元上都）的創意，建立了避暑山莊，木蘭圍場與相關的宗教建築，創造了中原王朝與蒙藏疆等內亞廣域的深度連結。若真能在冀豫之間營建行政新都，一定要師康熙故智，闢建足以傳世的各類宗教建築，舉凡千年前就落腳開封的猶太教、世界性宗教伊斯蘭、巴哈依教、印度教等，而本土的佛、道及少數民族信仰也該有一席之地。在此新的領導者必須用真實的經驗向世界證明，宗教的包容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內在要素。

紀念碑城市大多是指令經濟的結果，每一次對區位與產業的行政扭曲都是有其成本。濱海新區長期獨立於天津市與公眾的監管，這樣的生態結構出大事會令人意外嗎？這場大氣爆就該是紀念碑城市的終點，中國領導人若能自此放棄豐碑式的建城計畫，或可告慰於亡靈於萬一。

如果習李能在任內推動行政新都及部委疏散，這座新城市不為顯能記功，而是償還歷史的債務，讓北京脫腫減壓，京津重新煥發。而走出一貫宏大敘事的魔咒，或許成為中國下個階段謙虛治理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