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51019[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1948年秋季開始，國民黨在三場戰役中輸掉中國半壁江山。其中的平津戰役基本兵不刃血，北平和平解放。真正決定性的戰役是遼瀋會戰與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在這兩場戰役中，國民黨的對手不再是山溝裡出來的土共，而是在武器、士氣與民氣上都超乎想像的各路野戰軍。國府不只前線吃緊，而在後方的大學與藝文界中，中共的地下黨員正發起反飢餓、反內戰的風潮，準備配合共軍渡江。

五十年後（1998），北大學者錢理群，爬梳不同立場的代表性人物在這一年日記與言行，回溯當時知識分子的徬徨與抉擇。他引用沈從文提到”大局玄黃未定”，即千字文的首句作為書名題記，形容兩個對立的體制在這一年此消彼長。作者分析掌權以前的共產黨，即使還須以統一戰線團結所有反蔣的力量，但歷經整風的延安所散發出來的肅殺之氣，其實早在1948年　前後就有跡可循。只是當時人心鼎沸，對此多有不察。錢理群說許多人以為國共內戰“是最後一次流血，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理想主義，但他們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會接受一次又一次流血”。

2015年秋天,台灣的國民黨開了臨時全代會,撤換民調持續走低的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換黨主席朱立倫勉強上陣.然而2014年底國民黨的大敗像是遼瀋戰役,已經讓舉黨軍心渙散.2016總統大選就如徐蚌會戰,此役再輸,其結果不只是國民黨再次淪為在野,而是讓這個百年政黨終於走到了演化的終點,所以台灣也正歷經著玄黃未定的時刻.而此時扶朱換柱,就像蔣介石在1948年把前敵總司令杜聿明換成陳誠或孫立人,並不會改變戰役的結果.

事後看來,歷史雖有規則但絕非命定.1945年日本投降後,蘇聯勢力快速進入東北,當時駐華的魏德邁將軍,曾建議由美軍進駐,隔開蘇聯與國府,也限制共軍的擴張.但正在人生的頂峰的蔣介石當然不會採納他的建議,結果蘇聯把從日滿繳獲的輜重武器全數轉移給林彪的四野,共軍迅速包圍了遠道而來的國軍,東北一失,國共的均勢因此逆轉.蔣之失策在於高估自己的能力與美國的耐心,低估蘇聯的意圖與人民厭戰的心理.

2012年,在北京與華盛頓的雙重背書下,馬英九連任總統.但馬第二任的民望卻持續低迷,島內外多認為馬英九的下坡始於2013年的馬王政爭,其實王金平的能耐連南京時代專和蔣唱反調的李宗仁都不如.馬英九任內最大的戰略失誤在於粗疏處理和平協議,同時失信於美中兩個大國.

馬將台灣的經濟發展寄望於對岸的讓利,但其過往的信用不足以讓北京做出重大讓步,選前又協議橫生協議公投的枝節,北京對馬只有更加遲疑.兩岸自開放交流以來,美國口頭表述的祝福與心中的顧慮一直是並存的.1992年焦唐會談被美國破局的殷鑑不遠,馬卻誤以為美國對和平協議的不反對等於支持,完全錯估美方的戰略意圖.加上馬在台菲漁業糾紛與南海問題上的暴衝,讓華盛頓也覺得此人絕非美國重返亞洲時的可靠夥伴.

兩頭皆失加上內政不修,馬英九的敗局幾成.馬與蔣相似,兩人從不缺歷史的機運,但其根本限制在於格局視野與政治能力.

國民黨是排滿起家的民族政黨,但掌權後的國民黨卻屢屢站在國族動員的對立面.二戰結束,蘇聯是雅爾達密約的最大獲利者,不但外蒙從中國獨立而且蘇軍還將重回旅順大連.對中國民眾而言,美國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最主要盟國,照理來說,中國民族主義應該指向蘇聯而非美國,至少不應只反美不反蘇.

但南京的蔣介石面對親共力量鼓動的反美風潮卻完全無回擊能力,表面的原因是蔣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內戰,讓民生凋蔽.但更深層的心理構造則是國民黨人從來都缺少一種獨立自重的氣質,所以無法感知未來社會的脈動,並動員可能的利害關係者.

同樣的情境也發生在馬英九身上,中國對台灣最大的順差來源,美國則是在經濟危機之後對東亞諸國索求甚多.理論上,台灣的批判力量應該反中也反美,而台灣應該可在中美之間,取得最大的地緣優勢,但前提是治理者必須兼具視野、能力與器量,而此三者馬皆不具備.

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知名學者多為自由主義者,其中陳寅恪南下卻不渡台,他的理由是”何以去父母之邦”,但更多的應該是觀望,或許他的餘生也為這種觀望付出了代價.然而陳寅恪所代表的獨立知識階層,為何明知秦政將至,卻仍不會隨蔣出亡海島?對他們來說,或許中共是否為暴秦也許還待觀察,但國府的弊端卻是歷歷在目,揮之不去.

1948年底,淮海戰役已經到最後的階段,國軍主力被圍困在河南陳官庄.待援不至國軍紀律開始敗壞,不但洗劫農民,連自己的護士與基層眷屬都遭荼毒,民眾爭相逃出國軍占領區.此時中共的優勢火力加上心戰喊話,對國軍便如同摧枯拉朽.軍紀是國共勝敗的關鍵,必須用剛性組織與上下同心才能貫徹紀律.而當時的國軍的軍官多出身地主之家,兵員則是從農村拉夫而來.軍官們一貫對基層士兵的使役就如對待佃戶農奴.

六十多年後,2014年洪仲丘在軍中遭虐致死引發白衫軍運動,重創馬英九與國民黨,其根源還是國民黨軍隊中根深柢固的虐兵文化。

正如戰爭會泯滅人性與良知,沒有人會期待真實的政治是輕鬆透明的慈善活動.馬英九歷次選舉的真實花費與申報的數目有著巨額的差距,原因就在於國民黨式的選舉時常上下虛報、剋扣員餉,其病灶與1948年的國軍基本相同.這樣的選戰機器,只能勝負幾乎底定選舉順流而下,一旦遇到需要仰攻的硬仗,國民黨勝率極低.以組織特性來看,國民黨敗給日本人、共產黨與民進黨的原因基本相同.

國民黨不得人心從來不是扮相問題,而是缺乏自我拷問的徹底性.國民黨如果不徹底面對自身的前現代殘餘,終究無法成為任何政治理念的載體,連想轉型當個可敬的保守政黨都不可能.

從大歷史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終結,或許是東亞政治重組的開端.因為冷戰的框架,亞洲一些前近代的政治組織,如大馬的巫統、泰皇、日本自民黨與國民黨等,由於得到美國的庇護縱容,延滯了這些早該出局的政治載體的餘命.而冷戰的另一邊,則有紅色江山的權貴網絡與三傳的世襲朝廷.在亞洲權力重組的時勢下,國民黨作為身處資本主義陣營的列寧政黨,其終局或許對冷戰的兩側都具有啟發意義.

據說習近平在2014年的北戴河會議上,也說中共當前不得人心的處境如同1948年的國民黨.中國之積重難返,至少習有一定的歷史體悟.國民黨對中南海的真正的意義不在於讓北京從內部牽制台灣,而在於提供了一黨體制緩慢死亡的真實過程.

錢理群在描繪1948的思想群像中,已經預示了中共新體制對同路人的整肅.台灣的情境固然較難想像執政的民進黨會以國家力量迫害異己,但即將獲取壓倒性力量的集團總會不斷出現一些濫用權力的徵候,讓有識者提早看見可能的弊害.民進黨人對環境與勞動議題經常口惠實不至,台灣至上思維又往往對邊界之外的弱勢者視而不見,此二者特別值得綠朝新政的盼望者戒之慎之.

台灣正親歷一個”天地玄黃”的變局時刻,顯然不是每個人都可在五十年後回顧2016,但錢理群的跨越一甲子的反省仍有深意.我們應當慶幸當下的台灣與1948的中國已經相去甚遠,覺醒的公民力量不但不須輸誠站邊,更應該將批判的劍戟對準即將掌權的一方.天道無親,該謝幕走人的不需唏噓,準備上台的請謙虛深思.此時激昂悲憤的言語未免多餘,且冷眼細看,為後來的歷史留下一些轉圜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