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51102【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中國的影音市場中,有著永遠置頂的首長新聞和千篇一律的抗日神劇,也有商業上極為創新的欄目,其中真人互動節目結合了互聯網及社群參與,成為一個值得觀察的亮點.2015年”中國好聲音”的決選也在10月下旬北京鳥巢舉行,全球的華裔與內地的新銳齊聚一堂,一派天朝意象,四位導師中兩位來自台灣.好聲音決選開放現場與網路投票,其規模手筆讓東亞的影視同業只能望其項背.

好聲音不是中國原創,最初的版本來自荷蘭的”The Voice ”.但正如高鐵不是中國發明,卻在中國手裡成為改變地緣政治的神器.中國式在引入模式的同時,利用了規模與特殊制度,把國內市場轉變成超級的孵化基地.中國不但是全球非版權內容的集散的巨大黑洞,讓美國的智財權戰略無法圍堵.而且模式演化的速度數倍於對手,成為獲利極高的內需產業.

若想較為全面地評估中國網路與社會發展,不能只看到”好聲音”與電商的高歌猛進,近年來網路自由的持續緊縮,官方介入新媒體與內容產業也同時發生.客觀來說,面對商業的創新,中共的確比一般的專制政體更敏感且用心,但基本架構還是來自於政治權力的壟斷.不管是威脅攏絡商業大腕或是搶佔新媒體的輿論高地,都是在戰術層次思考管制的手段,一旦壟斷性管制不存在,戰術層次的創新都將歸零.在戰略層次,如何善用網路驅動社會與政府,走出中國的和解與轉型之路,則體制中的思想資源十分有限.

歷史的巨大改變需要多層次且不經意的彩排,正如台灣的青商會結社與反對黨崛起的關聯,遠超過創辦人與參與者的初衷.作為一個遠距的旁觀者,我卻在”好聲音”裡面隱約聽到變動的風雷.

首先是選拔的形式.

在海選時,好聲音的導師必須在做出決定前背對參賽者,但現場觀眾及網民卻可以全程看到.此設計若非完全作假,這種不看扮相的評選的確讓一些起初貌不出眾的好聲音能夠出線,他們可以繞過小圈子的淘選,直接面對未來的受眾.

在國外大部分的實境秀中,評審在做出決定後不會是學員的利害關係人,而”好聲音”的導師不但要爭取優秀學員,還要帶學員過關斬將.導師不能只是受人景仰的前賢,還必須是還在一線的歌手,把學員帶進自己的演唱會就是最好的考驗.這種模式可視為東亞科舉在演藝事業的還魂,選拔的形式看似平等,一旦入門則師徒禍福與共.

從政治的角度借喻來說,經紀公司與演藝產業就像傳統的政黨與豪門,只能在親緣的人脈中甄拔人才,但海選的舞台就像網路的眾籌(crowd funding)一般,提供素人政治資本的原始積累.而導師有風格之別,正如同黨派主張各異,真實的競技場中沒有所謂的客觀,自吹自擂多說無益,一切用支持度(票選)見輸贏.

其次是公信力

導師如此關鍵,但在評選過程中,誰來制衡導師的的專斷與私心?

好聲音的設計是現場有音樂行業的陪審團及現場的觀眾都可投票,而兩者的權重各佔一半,足以否決導師們的決定.之前”超女”開創了手機投票的風潮,但因電子投票可操縱空間大,最後不了了之.”好聲音”改由專業評審人的具名投票.同時觀眾投票數與部分網路留言會立即呈現在銀幕上,基本上達到透明與即時的要求.

若把導師看成競爭的黨派,音樂業界代表行會利益,而能入場的觀眾當成有產的公民,三者之間的博弈制衡,”好聲音”的權力運作實在神似1789年前後法國的三級會議,雖然幕後的編導會極力阻止國王被砍頭的情節發生.對歌手來說,即時的數字就像候選人的民調一樣殘酷,決定了下一刻的沉浮.

在政教分治的東亞,傳統的權威多來自皇權,而在激烈的現代化進程中,西方普世的標準成為公信力的主要來源.然而在網路的時代,社群可以在國家之外,自主地建立起公信力,這種體驗對東亞彌足珍貴,對中國的啟發也遠遠超過找到好歌手.”好聲音”的可看性來自於歌手與評選機制的多方互動,而政治的活力也是來自制度共識下的充分競爭,習慣於”好聲音”的互動,就很難再適應黨國體制的乾枯.

好聲音的橋段中,頻頻插入冠名的廣告的確令人生厭.但天價的贊助卻是中國電商與影視快速進化的動力.我們或許可思考,如果政治系統與商贊助業結合,誰合適為公眾參與的支出買單?如果台灣開放各級選委會徵集贊助,我們可否有更多的議題公投與知情權的參與?這種實境秀的主題必須利益公眾的,而且演出的形式一定要有可看性.舉例來說,我們可否邀請廠家與社區合組團隊,在節目中PK控制登革熱蔓延的方法?

最後是社會後果.

許多人都感覺”好聲音”像鬥獸場,歌手如同對決的格鬥士.創造鬥獸場的羅馬皇帝知道公眾的不滿需要出口,而格鬥士或人獸對決的目的就是引導情緒的洪流.但格鬥士中有的成為了奴隸造反的領袖,基督徒則把鬥獸場當成殉教的聖地,最後皈依基督教的皇帝關閉了鬥獸場.

作家駱以軍說”好聲音”讓他看不懂對岸,他是指運作海量訊息運作中的機制與其中人心的流動讓人心生茫然.其實”好聲音”只是影視產業與大數據相互演化過程的中間橋段,其後的變化大家都只能努力揣想,連在操盤之人也未必知道終局為何.

“好聲音”當然有明顯天花板,製作單位思考創新時,不會和自己滿缽滿盆的銀兩過不去,而紅線仍是中共所設下的政治禁忌.所以”好聲音”不會有台灣的陳昇,伍佰與對岸的周雲蓬等,更不會有來自少數民族的抗議型歌手.好聲音被要求”主動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廣電局今年7月公布的準則),可以飆高音,但基本要”愛國”,可以有點反叛但不能反社會.但只要胃口越來越大的觀眾,商業驅動的團隊與黨國教條的三方博弈持續下去,”好聲音”就必須不斷突破既有的邊界.

“好聲音”的頂層設計有種中國式的直白,直接把人的權重分級.除了三種可參與的身分外,外邦人只能認命地做觀眾.在銀幕上看到了激勵人心的逆向流動,但現實上,你得明白自己屬於那一層.就像馬基維利所言,命運總是偏愛年輕人,

任何頭腦清醒的的人,都不會覺得一檔娛樂節目可以翻轉中共的統治.但隱喻透漏著變革的徵兆,而多重的解讀往往啟發了的行動.“好聲音”裡的導師近半都來自台灣,台灣人當在感嘆規模不如對岸之餘還會有不同的體悟.

只要“好聲音”一路唱下去,或許中國政體轉型大秀已經準備登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