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51214[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海參威(Vladivostok)地圖
七七事變的前一年(1936),日本的參謀本部制定了”國防國策大綱”.在這份由石原莞爾起草的作戰計畫中指出,帝國的大患是蘇聯,日本若要南向與英美對決,必先北進擊敗蘇聯.中國既不是日本前兩位的假想敵,與中國全面開戰也不在計畫中.大本營構思在外交上穩住美英及中國,預定在1942年對蘇開戰.
如果一切按照計畫,1942年滿州已經建國十年,完成了兩個五年建設計畫,工業突飛猛進,產能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本土.同時當年蘇聯與納粹德國開戰不過半年,蘇聯節節敗退,失地千里.若德日東西夾擊,蘇聯必定難以兼顧.
在此之前,關東軍1939在諾門罕慘敗於蘇聯紅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帝國海陸兩軍在戰略上並未同心.日本海軍一直志在南進,以英美為假想敵.若海軍參與主導日蘇戰爭,必先空襲海參威(Vladivostok ),並阻斷橫跨西伯利亞的運補線.加上滿蒙與蘇聯接壤陸戰全線開打,日本甚至將威脅蘇聯烏拉山以東的大後方,莫斯科最後是否有能力組織反攻納粹都堪慮,而歐戰的勝負也可能因此改寫.
但這場計畫裡的戰爭卻沒有發生.真實的歷史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加入世界大戰.美國不但翻轉了德日初期的優勢,也決定了戰後遠東的格局.
如果日蘇先於中日開戰,南京的蔣介石就會得到很大的喘息空間,國共力量的差距也會持續拉大,但滿州國與內外蒙古則幾乎可確定成為獨立的國家.美國完全有可能抱持孤立主義暫不參戰,但肯定不會像上一次日俄戰爭(1905)一樣暗助日本.美國也可能擔心德日聯手稱霸歐亞而對日實施禁運,並敦促中蘇組成反日同盟.日德為了戰爭的能源需求,一定還是會染指東南亞與高加索地區,而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對決終究還是難免…
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如果1942日軍偷襲的是海參威而不是珍珠港,中日未必會爆發全面戰爭,國共之爭也許結局大不同.其後的韓戰越戰也不一定會發生,亞洲一定不是現在的亞洲.
七十多年後我們省思這場沒有發生的戰爭,既無須憑空杜撰歷史,也不用有任何遺憾或感慨.未曾發生的事不能稱之為歷史,卻可以用時間的縱深來檢視當時各方都覺得無可避免的情境.思考歷史的另類可能提供一種嚴肅但開放的敘事空間,對如台灣這樣對立緊狹的社會十分有益.
但杜撰與理解歷史的差別在於掌握結構與關鍵節點.在時間的序列上,事態變化的可能性並非均值分布,特定的行動者在某些關鍵的時間點上做出抉擇,跨過此點即不可折返.
回顧日本的戰略為何事與願違,最後一敗塗地?兩岸不少學者都認為是1931年的9.18事變就註定日本擴張,孤立與敗亡的命運.因為以下剋上讓日本的決策體系崩壞,整個國家被少數軍人拖著走.但也有看法認為即使到了1941年,日美的衝突都還是可以避免的,日本既然不準備和德國夾擊蘇聯,就不必加入三國協約,讓東亞成為世界大戰的一環.
我個人則較傾向1937年的盧溝橋是個關鍵的折返點.中日八年抗戰其實是場可以避免的戰爭,而滿州建國則是個可行的理念.
回溯1936年前後東亞的氛圍,中國希望日蘇先戰,莫斯科則希望中日先開打.但西安事變後高漲的抗日情緒壓縮了蔣介石對日折衝的空間,華北不可能再有另一個”何梅協定”.所以盧溝橋事變發生時,雖然雙方在平津前線的指揮官都有善了的意願,但蔣介石卻覺得已經覺得無路可退,他不但派中央軍北上,並在上海主動出擊開闢第二戰場.
即使到了年底首都南京陷落,蔣還是成功地拖引日軍的攻勢逆長江而上,讓日本投注超過百萬的兵力在中國戰場.日軍幾乎贏了每一次的戰役,卻沒有辦法讓重慶的對手就範談和,蔣的策略果真如史達林所願地拖住了日本,還把對手拖進了世界大戰,讓美蘇聯手將之擊敗.
中日衝突的要害是日方要民國政府承認滿州國,並以華北作為雙方的緩衝.但當時中國並無求戰的本錢,南京最在意的是消除各地的軍閥割據與剿共.日方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若能自我克制,就地談和.持續發展的滿州國作為既成事實,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最後完全可以獨立於中國本部(China proper).
盧溝橋發生衝突時,連滿州事變的首謀石原莞爾都反對擴大事端.但日軍高層的統制派也相信奮力一擊可以壓制中國,斷絕後患.日軍中層的將校也因”怕被一貫積弱的中國的軍人看不起”,只好持續深入華中華南.結果戰事蔓延,日本耗用了大量的戰爭儲備,卻離原來的戰略目標越來越遠.
根據日本學者纐纈厚分析,連天皇裕仁都十分後悔輕視中國而深陷其中.他指出在中國的僵局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因,而與美開戰導致日本全盤潰敗.
反觀蔣介石,其人對日本政情與世界局勢有著相對準確的理解.但在個人內心的層次,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蔣介石早在1928年(濟南事件)就已經下定決心對日開戰.對岸的歷史學者劉仲敬分析蔣在當時的決策心境,認為蔣可能並非不知道貿然對聯蘇抗日的危險,但東北在日滿的墾殖下進步很快,假以時日就成異國.時間並不在南京的一方,所以他以半壁中國的安危及自己的權力做賭注,執意要讓滿州國破局.
1937年當時對峙的雙方都覺得自己退無可退,但事後看來其實是一種囚犯難題的錯覺,他們都太過偏執自信,而對跨越節點之後的大禍渾然不知.
結果是偏執的日本輸光明治以來拓殖的老本,不但被打回原形,至今還得依附在美國的羽翼之下.而快意一時的蔣介石也在隨後的內戰中輸個精光,最後得靠金日成同志發動朝鮮戰爭,才得以在海島台灣站穩腳跟.
回首二戰,可以發現中日兩方的領導者都不是真正的戰略玩家,兩國社會的集體焦慮都遮蓋了國家的真實利益,只有美蘇兩國才是實力與謀略兼得的大國.現今東亞的爭端往往不是因為石油或有意義的領土,而是源於“看不起鄰人的驕傲”與”被人看不起的怨恨”的共構心結.但從現今回望1942年的海參威,如果我們有能力想像中日戰爭未曾爆發的亞洲,為何還會對特定的衝突如此命定悲觀?
有人說“歷史是門處理遺憾的學問”,但事主的遺憾往往是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機運.蒙古的獨立如此,滿州國的半途夭折也是.當前的台海是一盤活潑生動的棋局,許多人卻對衝突有著”無處可退”的宿命感.我們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卻可以質問宿命論者的武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