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60125[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英國<金融時報>】
2016年台湾大选当天，旅韩艺人周子瑜被迫道歉的视频，让已经选情落后的国民党持续崩盘。但依照规定，投票当天禁止任何竞选活动，所以三组候选人发言多有顾忌，只有现任总统马英九有充分的正当性来回应此事。
他大可就事论事痛批对岸粗暴地封杀台湾艺人；甚至也可以要求有关部会未得到北京方面合理解释前，暂缓两岸文化交流；最不济也该切割黄安的不入流的举报动作。此时马若能有效回击，多少都可以为蓝营的选情止血，但马英九却选择最无关痛痒的修辞，他说：“拿国旗没有错，我们支持她（周子瑜）。”
就是同一个马英九，在自己第一次选总统时，因西藏发生抗议风潮而不惜抵制北京奥运。也是同一个马英九，曾经认为六四不平反，两岸绝无统合的条件，但却在卸任前，满心雀跃地去参加马习会。八年前后判若两人，马英九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一个可能是他认为输赢已定，朱立伦和国民党的选情并非他首要的考虑。另一个可能是此时即将卸任的马英九十分在意对岸上下的感受，以至于连一个广电总局都不敢开罪。
等到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一败涂地，马只说了会共同承担责任的场面话。选后第三天，马英九想要慰留请辞的行政院长毛治国，却被自己任命的阁揆拒于门外，在寒风中枯等五分钟。
如今四顾茫然的马英九，让我想起抗战末期的汪精卫。
当时南京的汪政权无论如何与东京唱和东亚共荣，只要日本占领军其中少数军官粗横的举动，就可以点燃中国民众反日的烈焰。就如同一年来北京破格加持马英九的声望，却因为对岸配合跳樑小丑，就让国民党的选情一夕崩盘。
汪和马心中都有一个高远的理想（汪是日中提携，马是复兴中华），但现实中的命运却完全不能操之在己。七十多年前的日本与当今的中南海也都有绥靖局势的意图，但暴冲的体制却时常提油救火。
但马英九远不如汪精卫浪漫而大胆。汪精卫终究是革命时代的党人，对日本的泛亚主义者长期投资孙文的历史知之甚详。而马英九则是循吏出身的民选人物，常常在友中的现实需要与反共的家族记忆间自我矛盾。更多的时候，马觉得自己是蒋经国的传人。但从知识与政治的系谱来看，这种链接错得离谱。
蒋经国身上隐而不显的左翼气质，让他有別于传统国民党的文化基因。但在台湾历经冷战对抗与风土化之后，与草根打成一片的进步性已经所剩无几，只留下一些零星的配件（如白夹克）与话术。即便如此，台湾政坛其中是最得蒋经国真传应该是省长宋楚瑜，也非师弟马英九。
分析国民党此次的大败，论者多以台湾民意长期趋独或周子瑜突发事件来解释。然而若从日月潭所在的南投县一地来看，蓝绿胜败却有更单纯的原因。
从日月潭看蓝绿胜败
蔡英文在这个农业县席卷52%的选票，超过国民党朱立伦两成有余。但国民党提名的两位年轻女性立法委员候选人，却双双以大差距击败绿营的男性资深立委。即使知道总统即将换党，南投的选民还是十分理智，希望蓝营立委能够当选，以制衡民进党政府。台湾偏蓝营的选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国民党能提一些年轻有想法的新面孔，对垒绿营的选战就有背水一搏的空间。
从全台的选票来看，蔡英文貌似狂胜，但绿营在地方执政后后，蔡总票数还比一年多前县市长（含柯文哲）的得票数还要略少十万。蓝营立委的席次虽然全线溃败，但投给蓝营立委的票却比朱王多91万。单就总统的票数来看，2008年投给马英九766万人，到了2016年，只有381万人投给朱立伦。扣除基本倾绿的首投族，曾投给马英九的选民，至少有一半在今年不投或转投对手。简单说，绿营基盘并未有戏剧性成长，但蓝营却流失了一半的支持者。
一个百年政党何以至此？这一连串的败绩谁该负责?
答案当然不是朱立伦。在台湾市井小民都知道，朱该负的责任有限，从党务到选务，他是事主兼苦主。马英九2014年败选后辞去党主席，却仍然以总统权力干预国民党内的大事，从总统候选人选到辅选政策资源。没有人会否认，马英九八年执政的效能低下是国民党此次的大溃败的主因。
而马之过何在？这些过错“孰令致之”？
全球景气低迷与网络造成的世代落差都是可见的外因。对手指责他过于亲中卖台，执政无力；而党内同志批评他决策封闭，引发“马王政争”。但如果以经贸推动两岸和解的路线是错误的，如何解释国际岛内皆对马习会高度评价？如果个性单纯决定命运，又如何解释马一生五次选举连战皆捷？
败选是蓝营自我拷问的珍贵时刻，在前所未有的溃败前，马英九的支持者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释。不只指向马个人的特质，也指向支持者的集体特质。正是这些特质的组合，纵容马英九与友人金溥聪的专擅独断，甚至于贻误了败选后的改革。
我们且把马的失败放在东亚近现代的历史中，分析领导人不轻示人的幽微心境，究竟受到哪些长期的结构约制。当事人的言词是重要的线索，但绝非根本的真相。只有穿越了表面的言行进入深层的解读，才可以让支持者在更大的脉络中看到自己。
尔爱其羊，吾爱其礼
说马卖台是无稽。
亲美反共是马价值观的底色，从未改变。何况台湾有无料不爆的媒体生态与美国绵密的监管，任何激烈改变现状的作为都会被制止。但马从未成功地链接本土却是事实。
历经半世纪的本土化与五届的总统民选，台湾不存在外来政权的问题。但马心中最在意的仍然是省籍，所以他勤练闽南语及客家话，省籍平衡往往成为选任官员的关键。每年228，马英九都亲自致意，对冷战时期的白色恐怖也多次公开道歉，但本土的选民还是未必领情，问题不在马的礼数不够或动机不足，而在更深的文化心理结构。
《论语》中孔子批评子贡:“尔爱其羊，吾爱其礼。”其实无羊不成礼，羊礼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在政治的转喻中，羊是事实与内容，礼则是实践与沟通行动。马的语言障碍不是在于发音，而是他从未在学习语言中享受过俗民生活的乐趣。连港督彭定康都会用粤语上街谈论美食，马英九的闽南语却像小学生引用词典一样生硬。把活生生的语言当成作业，让东亚的学生学不好英文口语，而马英九也不可能讲好台语、客语。
又如马英九每每以蒋渭水作为台湾链接对岸的进步意象，但蒋渭水扶助工农，反殖斗争的精神从来不在马的灵魂中，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国民党主流政策。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惶惶不安的礼生，见到牌位就磕头，却不敢面对神明的训示。
即使随着世代逐渐消解，但省籍在政治上仍具有一定的能量。身为外省子弟，马英九一定遭遇过本省族群的怨恨言行，但成熟的政治人物不会忽视族群记忆也不会过分放大。面对曾被国家伤害的族群，政治家会用倾听代替演出。马之过在于把本土化当成人事安排与口语表达层次的技术问题，避开了价值与感情的交流。明眼人都看出马总是让平庸的省籍人士出任高位，但其核心的密友无一例外都是外省子弟。
太阳花运动是马式链接本土的最大反讽。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以国语（普通话）而非台语作为日常语言，甚至国民党长期的反共教育也帮忙铺垫了反中的心理要素。台湾该不该与对岸签订服贸货贸，蔡英文上台后自有公评。马最让年轻人反感的是他的保守与无感，但他却错认自己有理难言是因为口音与省籍。
省籍造成的不安全感，支配了马英九和他的密友们全部的政治潜意识。台湾的族群分化，仍在政治专业技巧可以处理的范围内。但马英九却放任自己心中恐惧，让省籍遮蔽了阶级与地域特性，断绝自己接上地气的可能性。马之失，固因个性使然，但身边铁粉成山却无诤友，爱之却害之。
勤于业，荒于嬉?
马的律己与苦行，让他隔绝了纷争与丑闻，但其代价被严重低估。
“勤于业，荒于嬉”是儒学千年的教条，但在政治的自由搏击中，却是自我提升的障碍。如果一个经营者把自己的工种定位在低阶的血汗工厂，就几乎不可能生产出原创的精品。若一个本应致力战略运筹的政治工作者，让自己的时间精力全数被例行公事所充塞，就很难期待他对大事深谋远虑。马英九超荷的行程不是效率的表现，而是透支匮乏的病征。
马比起民进党的同代人，对网络与新知还算是比较了解，但他治下的府院党却惨败于网络世代。原因不只在个人，而在组织内部的知识氛围。马英九和他的博士密友们严重缺乏对知识的饥渴。好奇心让政治领袖描摹社会的可能性，而好奇心则从来都不是东亚式学习鼓励的心智状态。在长期耗损的政治生活中，要维持宽松的知识氛围并不容易，关键在于打从心里欣赏年轻世代。马金之过，在于找了一些像自己的年轻人妆点门面，却从未尊重独立异议的年轻人。
马自称是儒家的信徒，此言绝不可尽信。认真一点的大学生，只要通读一下《大学》、《中庸》，都能有些印证当前政治的体会。台湾的民主是儒君思想与普世价值的交锋点，马本有绝佳的发言位置，但他对中国知识传统的理解是片面的，只能泛泛谈谈修身齐家等同心圆式的德目。诸子百家之浩翰与中国历史的复杂，马之力只能取一瓢。而且在网络出现之后，知识不再只是存量的概念，运算的路径会决定不同领域交错发生的综效，但马及他的密友对此扑面而来的钜变充耳不闻。
所以马的数字癖也是一个误解。马对资料的引用，大多只是文字的佐证，极少用数字来进行推理。数字不是言词的饰品，数字感是治理者鸟瞰全局的一种技艺。但马治下团队内部，最缺的就是引证事实的辩论习惯。他任市长时看不出预算赤字与资产严重闲置并存的结构；当总统时，也无能挑战调整中央银行僵硬的双率政策。马身边不乏真正懂经济的专家，却仍然定出了降低遗产稅，造成地产飙升，贫富差距拉大的错误决策。
马不出恶言，但长期情绪压抑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马并不具备宗教的超脱顿悟，这些情绪的后座力都让他枯竭，却无补充宣泄的出口。压抑与创造力不可兼得，事实上，压力之下的马英九也会不经意说出自己后悔的言语。他要是偶而能像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一样信口开河，或许内外都会通畅些。正如优秀的运动员都必须懂得放松肌肉，合格的领导者也必须在压抑与放纵之间找到平衡。
马个人过度压抑，团队自满且缺乏好奇心，其结果就是琐碎与缺乏说服力。没有说服力的政客就像念经不精的和尚一样令人生厌。马对自己平淡的言语千遍不厌，对自己的琐碎无所察觉。马之过，在于貌似勤奋耐烦其实疏懒于思考。
羽毛可取终非祥
昔有叶公好龙，但真龙降临却惶惶不知所措。政治是必须兼具天赋与品格的行当，如果真要与民主这条真龙共舞，政治人物不但要苦乐在其中，还要从草根的智慧中取益进步。东亚科举有个严重的缺陷，就是考出一群聪明人，却无法让聪明人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如果不从政，“中人之资”（其父马鹤凌语）的马英九其实可能是个很好的外交官或语言学者，但造化弄人，也让台湾人的判断力结实地上了一课。
科举的另一个弊害，就是科场得意之人，极难欣赏別人优点，并以团队之力解决问题。举子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文凭作为互相认证的密码，他们看似博学，其实害怕让自己难堪的新事物。科举是找人做官的捷径，却是创新选才的大敌。马和他博士密友们的困境，正是东亚举子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卡住的写照。传统国民党是军警特务、技术官僚与地方派系三方联盟。马英九主政的时代，台湾社会已经发展了高度的多样性，各领域好手辈出，但马还是从国民党的老路数中征拔人才，其败自然不怪。
马绝非独裁者，却常让不同的意见止步。
与外界的认知相反，他并非自视过高造成决策用人的同质化。一个可能是他并没有自信驾驭各路的好手，也有可能是他不习惯于价值的对诘。马之过，在于对自己的举子性格不察，又无法广纳兼听，让他个人有限的才智成为治国的天花板。
扮相是教养、个性与天份的结合，马英九及其近臣时常自满于自己比对手优雅。然而当这项优势过分被强调时，反而掩盖了关键的缺陷。齐白石曾在画籤题跋“羽毛可取终非祥”，言辞与仪表都是政治人物的“羽毛”，但胸怀大志的鸿鹄不会甘于只有羽毛可取。
艺人们在创作力的顶峰时享受粉丝的疯狂拥戴，他们往往就此停格，如水仙一般迷恋青春的自己，特別难以面对年岁的衰老。但政治终究不是演艺事业，巨星不必对粉丝的人生负责，领导者的决策却会影响一两代人的福祉。马和金两人，都孤芳自赏也互相欣赏，马的对手们懂得欣赏年轻人，他们俩人却最欣赏自己。国事如麻，核心却由两个六十开外的水仙花少年来运转，听来不免让人有些毛骨悚然。马之过，在于过于贪恋外在的浮名而回避了真实的考验。
马金提供往后的研究者一组值得探究的心理样本，成为往后政治人物的殷鉴。在东亚的的政治舞台上，只要科举的幽灵不退，马英九型的领导人一定还会出现，而乡愿的徒众也不会少。东亚的民主，只有历经一次又一次的除魅，才会走出圣君贤相的窠臼。
“勇气是首要美德”
2013年，马英九透过监听，得知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为反对党立委柯建铭向法院关说。马趁王不在台湾时，要求国民党党部撤除王不分区立委资格，马王政争揭开序幕。此过程中，马的总统与主席的身分冲突不是根本问题。如果马英九能够在开放媒体与党员的场合与王公开对质，以王的底气之虚，极可能未战即溃。一个从政多年的老手，要在政治上致对手于死地，却没有直视对方的勇气与必要的手段，只会让对手全力反扑。马最后选择了用监听与党纪的手段对付王，于是一场糜烂三年的政争，拖垮了国民党最后的元气。
邱吉尔是英伦典型的贵族子弟，他傲慢自大却能择善固执。他说“勇气是德性之首，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将脆弱不堪。”马英九也觉得自己择善固执，但他是邱吉尔的反例。邱吉尔不但敢于正视对手，而且还能以诚挚的言语凝聚人心。从与连宋相埒到马王政争，马英九都缺乏大开大阖的对决意志。
“自由的秘密在勇气”，马英九鲜有体会自由的滋味，也不了解真正的勇气在于面对自己的恐惧。
勇气必须在逆境中才能被验证，而卸任后的马英九，还要再次的面对勇气的试炼。
北京一定会利用他来牵制蔡英文，也许说招降太沉重，但马若访中时一如连战，总是在外人前面咒怨台湾民主，则其人的格调就会比连战还不如。连的抱怨有其个人的情绪，但马不但在选举中得利，而且还做满八年总统，他若能在对岸公开为台湾民主与在位的蔡英文辩护，才真做到自己所言的始终如一。
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就在马下一步的一念之间。
究责须及时
要选民及支持者批判自己曾经追随仰慕的领袖，需要一个心理的解放过程。
扁是台湾政党轮替的第一人，我曾亲见绿营的基层支持者在私下的聚会中讲到扁的堕落，个个搥胸顿足，流泪泣血。但面对蓝营的指控时，他们则是毫无原则地捍卫陈水扁。他们担心一旦承认扁的贪腐，本土力量将永难翻身。
幸好台湾已经历经了三次轮替，双方阵营都曾落泪与欢呼。越能直面己方问题的阵营，就能越快恢复元气。
中国报复政敌的传统是鞭尸，但这种负面情绪的发洩并不能提升共同体的素质。民主社会及政党的究责必须及时，而且从拒绝诿过开始。即使是号称欧洲史上最平顺的英国转型，也还必须让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才能确保议会主导的宪政秩序。只有处决了失德的君王与干政的潜主，城邦才能高举共和的精神。
近二十年来，韩国与台湾都以公正的审判惩处了卸任的总统，让所有在位者心生警惕，这是东亚走出皇权幽灵的重要分水岭。不论马英九卸任后是否将面对司法追诉，马金若还想保留仅存的尊严，都应该立即面对支持者，严肃地自我检讨。
台湾蓝军最宽松的定义，就是愿意用开放性的态度来看待两岸的发展，而不以台湾民族建国作为首要的目标。蓝绿的深层结构不在岛内而在太平洋的两岸。然而国民党并不是蓝军存在的必要条件，在网络时代的动员与集结，不用担心群龙无首的局面。只有清算了貌似清秀的老旧躯壳，期望台海良性互动的力量定能找到新的政治载体。
马的失败，与儒家及科举有关，但很难说是东亚文化的命定，更不是民主的失败。
马与国民党的败选不是因为他的中国特质，根本原因在于马英九无能向台湾社会说明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机遇，并做好风险管控。马英九的失败，只因为凡事浅嚐辄止，不究根本。
马英九也许是最后一位因外省家庭出身的民选总统，但如果两岸和解的力量还得依靠六、七十年前历史的偶然性，绝不可能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
马英九之败，未必是两岸关系的倒退，却是断绝北京以省籍因素牵制台湾的可能。
台北不需要景山
台北没有景山，真正的景山在北京故宫后方。
马英九他日若登景山，他会看到1644年闯王即将入京之际，崇祯写下的遗书。崇祯并非如后世所传地把责任全部推给诸臣，他在遗诏中写道：“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三百多年后，马英九也让国民党也走到了尽头，选民们有幸不必再听到“皆诸臣误朕”的推诿独白，回眸细看走下顶峰的马英九，无须感伤也不必悲观。但求反求诸己，攀过这座既不够洋也不够土的假山。
台北不需要景山，民选的社会不须吊死君王。景山是明朝的终点，台湾的马英九与国民党的失败，并不会是蓝军的终结。选举是一个烈火爆炒的浅锅，十年不到，就让一个云端浪尖的人物现出透支干枯的原形。在国民党的墓碑之前，必须有个自惭常跪的马英九。“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只要翻过马金的这一页，就是台湾的蓝军的新章。
（林正修，台湾海西咨询负责人，曾担任台北市民政局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 Email住址會使用灌水程式保護機制。你需要啟動Javascript才能觀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