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61003[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經濟量體崛起後的中國,頂尖知識圈的論爭還是脫不出”帝師情結”.

近來林毅夫與張維迎的辯論,一方主張國家干預產業的有效,另一方則質疑政府可以代替市場做出正確決策.而獨立學者蘇小和認為兩方都忽略了掌權者與經濟學家對於基本問題的落差,”官僚們偏好的是政權穩定，經濟學家偏好的是市場繁榮，雙方的目的導向從來沒有對稱過”,這個致命的跳躍導致兩個優秀的頭腦卻在常識問題上糾纏不休,他說林張二人”不過是一齣學術相聲,兩個失敗的人生”

而在比林張低一個級別的學術圈,則有另一股思潮,正鼓勁倡議”儒共體制”.

儒者蔣慶直言”西方民主選不出聖賢,與儒家不相容”.此一斷言直率大膽,雖然這些”新儒者”的論證充滿形上學的語彙,缺乏歷史的實證,但他們的結論十分可喜.除非從基因與人種上證明中國人不需要民主,否則照蔣慶等人的推論,中國民主之路必定要廢儒去共,天下終歸一統的陳腔濫調也必須嚴肅檢視.

儒共的核心論述是賢能政治,即使未對權力與治理的本質做出深究.但據以引用的經驗基礎有二:一是中國兩千年單一皇權的延續,二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高速成長.前者未盡是史實,後者形勢正在發生根本變化.

儒共史觀忽略了中國歷史的多樣性及斷裂帶來的巨大進步,如宋遼百多年的南北均勢,造就了人才的跨國流動與有宋一代的經濟頂峰.又如元蒙打斷了唐宋的漢族政權,卻打通了全球統一市場.以儒共的眼光回看歷史,正像內十八省(China proper )的漢族儒生看不懂滿州的君主如何以複雜的策略,調動廣大內亞的繁多部族.

賢能必須由體制內的更賢能者來保證,聽起來有點像教授自治或共濟會組織,但這種組織原則其實更類似神學式的自我循環論證.因為腐敗墮落總是與聖潔共存,所以這類封閉體系的重點不在孰賢孰不賢,而是維持天下歸一.單一皇權政制不但不是中國的全部歷史,反而帝國的規模最終成為社會發展停滯的詛咒.帝國的建置的基本原則是王者無外,但後儒們不斷追想的黃金時代,不就是諸國並存的先秦嗎?

在單一權力之下,門閥與黨爭是常態,權錢交易的賣官鬻爵更絕非今日才見.即便體系運作不以偏見選才,逐級而上的升遷路徑,也選不出奇拔特出之領袖人物,也無法壓縮重要議程設定的時間成本.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的表現的確有目共睹,但

並不代表封閉體系的機會成本被充分估計.

不應排除現有體制的推崇中,也有真誠清醒的觀察者.貝淡寧是一位在長期北京清華執教加拿大學者,他近來主張賢能政治是中國政治的主要特徵,並認為民主政治不適用於中國.但在此之前,此君對李氏人治之下的新加坡批判不遺餘力,我們若不把貝淡寧的的前後反覆當成政治投機,也許應該把他的變化放到外國知識圈對中國崛起的複雜情緒中來解讀.

從外界來理解中國,一般都會認為中國能在21世紀崛起,一定有其歷史與文化的根源.但就像上世紀八零年代傅高義推崇的日本,這類解釋總是或多或少合乎直覺,更合乎當權者的脾胃.卻不能預見東亞模式的根本限制.

中國自認為其體制有能力繞過代議民主的干擾,直接選拔才德出眾的菁英行使權力.其實以吏為師歷來是東亞傳統,菁英政治也是多數菁英的內心話,中國模式只是更為直白粗魯.但根本問題是:以政治系統的活力為代價,換取穩定與發展,長期來講對東亞是否合算?

日本在製造業的強勢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失落,其實有著共同的體制性原因.東亞的家長式規訓與灌輸式學習帶來價格優勢與效率,但也是創新與想像力的大敵.貝淡寧提到他的現在清華學生爭相入黨,但這個對政權的利多卻長期不是知識創新與社會發展的好勢頭.

儒共的問題在於不明就裡,避開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辯證與事實的詰問,遷就中國的政治.儒共的倡議者之中,也許已經開始預想中共走普京道路,把儒家預想成俄羅斯寡頭政治回歸東正教的對應體.但中俄的歷史進程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從蘇聯到俄聯邦,是地緣政治的地震與連串的憲政實驗,而普京敢於面對史達林時代的大規模迫害,這兩點當前中國都不具備條件.

儒共的政治想像,最後就會像伏爾泰的神聖羅馬帝國的經典評價,“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最後只剩這遮遮掩掩的帝國修辭.對岸的世界最大黨持續在演化,但和儒共的倡議者關係不大.中國變局將至,知內情者無不戒懼謹慎,常懷憂患.習的首席幕僚劉鶴鑽研經濟崩潰,王岐山思考舊制與大革命.

這些國師與儒生們或焦慮或亢奮,其實一直都在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