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20170126[原文經刪修後登載在新新聞雜誌】
台灣獨有的37個注音符號,有人主張只是漢字的標注系統,一旦學會漢字就沒有用處.但注音源自漢字部首與構件,例如ㄅ是包的古字,ㄆ即是”撲”古音”攵”的變形.如果學習最終目的是掌握漢字讀寫,那學習注音並非費時繞路.

(圖一:張炳麟受日文片甲名的啟發,1908年創造注音符號的前身”紐文”)
還有人認為注音符號是國民政府強行推動的,台灣若要與國際接軌,就要廢除注音改行羅馬化音標,而且最好避免使用對岸通行的漢語拼音.但實情是注音已經成為台灣數位文化的特色,而且先學注音,可以避免學童對拉丁字母發音的混淆.若要另外發明輸入法,且要避開Q,X,Z等拉丁字母,只會讓字母重複的情形更加嚴重.
但也有論者認為注音是民國文化的正統,上承說文解字,下啟五四運動.實情是注音歷史不過百年,其奠基者張炳麟當年創立注音前身紐文,正是參照日本的片假名.但注音像是走了半套的日韓音節文字,即使明天開始不用注音,漢字的語音與內容也不會減少分厘.
注音議題有趣的地方在於,不論從效率或政治認同來討論其存廢,都不難找到反對的理由.注音符號的存廢不像漢字簡繁之爭一樣,足以擾動大多數人習慣與感情.但其複雜度與爆炸性又不下於國民年金改革.這樣舉重若輕的題目,應以國是會議的規格來處理.
然而到底誰是注音符號最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首先當然是學童,台灣學童入學後,老師至少會用十周時間教注音,之後許多讀本全文輔以注音.當時制定注音是想要在幅員廣大的中國統一讀音,但台灣現在彎網路與電子書充斥,讀音校正不成問題.英語也不是一字一音,但極少有通篇註滿音標的英語童書.而且隨著知識結構的改變,人類能夠主導下一代認知的年限與能力大幅縮短,學齡前後的兩三年是習語學字的爆發期,但注音似乎不是唯一認字發音的路徑.
其次的關係群體是想學中文的外國人,基本上歐美語系的大多已經會習慣漢語拼音,多數嫁來台灣的南洋新住民基本上必須學會注音,而熟悉漢字的日韓學生對注音接受度高.大致來說,注音對外國人來說,並無優先性或必要性. 但對於仰慕漢字文化的歐美人士而言,注音符號有著一種神祕的魅力,在文創的想像上大有空間.
另外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群體就是盲胞,台灣約有不到二十萬的全盲視障者,而台灣編寫的點字書籍也都以注音行之.他們必須用指尖觸讀遠比英文字母複雜的37個注音符號,且不能與他國的點字書籍接軌,強制使用注音對盲胞實在不公平,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聽障社群使用的手語.
(圖二:台灣注音點字系統)
從以上三個主要社群來看,注音符號似乎廢之無妨.但我的主張是“保留注音,開放拼音,多講少寫,版本升級”.我認為小學生不應強制學習注音,盲人點字系統更應該立即轉軌至拉丁字母,教學時可以用注音校正發音,但全注音的出版品能少則少. ,一旦學童能夠準確發音,注音就該退場.至於輸入法,則應該鼓勵多種並行.
語言與認知的相關理論還一直在更新,保留注音符號就是保留系統進化的多樣性.語言學強調結構中的任意性(arbitrary ),語文中稱謂與語法的規定不需道理.但語言學同時也強調演化,太過拗口的語詞與系統將逐漸被淘汰,而技術條件會改變語言的擴張性.一時一地論斷個別語言系統的優劣,都屬外行.
漢字在不同的時代,承載著不同的意義密度與使用效率.
中文的特性是音少調難字繁.早在佛法東傳的時代,眾多傑出的譯者結合了高妙的梵思與漢字的簡潔,千年來啟發無數心靈.佛經是文化衝擊下產生的碩果,漢字濃縮了繁雜的梵語,在字義深度與詞彙創新上都超越先秦..

(圖三:法鼓山觀音殿橫匾“入流亡所” 語出楞嚴經黃篤生先生題字)
及至工業年代革命開始,拼音字母結合打字機成為效率的表徵,漢字的繁雜則被視為東亞落後的原因,漢字拉丁化的主張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退場.等到電腦普及,中文的效率似乎又可以與拼音文字並駕齊驅.
然而在未來因為大數據與運算速度的大幅提升,口語的即時翻譯將會十分普及,此時語法簡單與量體巨大的中文與英語,似乎最有可能勝出.漢字在未來二十年將會成為唯一與英文比肩的全球性語言,而昇級版的注音符號則會是台灣傳播漢語的獨門密技.
習慣讀寫漢字讓我們的右手與左腦不斷被強化,但代價是右腦主導的表達與創意不足,東亞社會的長處與不足都與漢字深度連結.時至今日,漢字已經是個既有的存在,也是持續更新的超級文本.在技術與市場的催化下,漢字不只是我們的宿命,也是東亞的未來.
語言學習從來就不是一件已經簡單的事,如果希望台灣的孩子聽到任何一種外語,都能夠立即寫下來,目前的注音與漢語拼音都不夠用.最好的情況就是,開放注音符號擴大升級,變成一種涵括母語及方言的標注系統,甚至能清楚標示多種外語及口音(accent).以台灣最有傳統的教會羅馬字為例,注音符號至今不能與之對接,十分可惜.而目前民間已經有用注音符號推動中英雙母語的倡議,值得各方關注.
台灣人不到南洋,不知中文語音的單調與舌頭的僵硬.曾有教注音的老師分享:先學漢語拼音的學生,容易把英文的Air讀成”愛爾”,其實這正是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水”的字與音.身處歐洲的猶太人,從來不會認為一個字母只有一種唸法.一心想在對岸與南洋大展身手的台灣人,怎能固守一套拼音系統?當我們的子弟面對東協鄰邦的各種發音時,就會知道知道B可以唸成ㄅ有時也可能是ㄆ,把英文當成衡量世界的唯一標準,是我們南向結交新朋友的最大障礙.
漢語拼音在台灣被某些人視為中共政權的符號,但中共會選擇拉歐美拉丁字母其實是力抗蘇聯的結果,.漢語拼音的方案公佈於1958年,當時中蘇已生嫌隙.如果在此之前蘇聯若真要求中國接受衛星國通用的基里爾字母(Кирилли́ческий алфави́т ),求核心切的毛澤東大概也會答應.台灣的認同不在於單選某套拼音系統,但語言的流變來自集體實踐與交流,差別是認同與溝通效率的動態平衡.音素相同的注音與漢語拼音,在兩岸的平行發展中,已經形成不同的發音與用語(如風與翁的發音,又如垃圾不同的唸法),要知己知彼,沒有理由不讓台灣的孩子學會漢語拼音.
國民的語言能力當然是國力,但不代表國家應該包辦一切.在注音符號及語言相關政策中,政府的角色應該類似公告電信網路協議(protocol)一樣,既要保持系統的穩定與對外接軌,又要培養消費者,加速技術演化的速度.語言不只是台灣南向成敗的關鍵,更是台灣社會開放的指標,注音符號的改革就是一個風向球.當我們概略畫出語言認知的知識地圖時,目前的國語會與其討論都顯得不甚合宜,更多的好手與關係人都還未被邀請.
都說台灣是一個很難把問題談清楚的社會,注音符號不是未割的闌尾,而是尚未演化的幹細胞.把注音問題談清楚,台灣的認同與出路都在其中.